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
1945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著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一年前，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干一点实业。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年又掉了个个儿。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人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上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历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系，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系联系才好。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复苏，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复苏。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风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历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