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不饶也好，暴跳如雷也好，把孔令俊、孔令仪放在一端，把李毓万放在一端，在孔祥熙心中谁轻谁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李毓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白白被孔令俊戏弄了一番，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他因此领教了孔氏姐妹的厉害，再也不敢在孔家家事上多嘴了。
世界上最说不清的恐怕就是婚姻。有的人天天见面，就是留不下一点印象；有的只见了一面，却象刻在心底，念念不忘；在旁人看来，好像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可他俩在一起时就是没那种感觉；而在旁人看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往往却能奇迹般地产生爱恋之情……
孔令仪也是这样，千挑万捡。从陆军上将到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从大户人家的公子到腰缠万贯的实业家，她一个也没看中，却在一个酒吧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并且一见钟情。
说起来，那是在舞场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一次孔令仪去跳舞，一个身穿黑西服、扎着黑领花的小伙子邀请她跳舞。那个伙子舞跳得不错，她只是随着他在舞池华丽的地板上旋转着。她和他挨得很近，她无意中瞧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直视着自己，而且那目光像是过了电似的有几分热量。
跳完舞，他请孔令仪喝咖啡。要是在平时，她会断然拒绝。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跟着去了。孔令仪对跟着她的随从说，“别跟着我，到外面的车里等我。”
他们坐在用隔断隔成的单间里喝着滚烫的咖啡。那小伙子说：“你显得很高傲。”她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哪个小伙子用这种审视的口吻这样评价她，她的浑身不由一颤。
“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很少到这里来，但是……我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那小伙子接着又说。
孔令仪又是一颤，圣约翰大学，就是那所她想往已久的大学，就是弟弟妹妹都进的那所大学，她觉得和这个小伙子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再跳一会儿好吗？”小伙子显然向她发起进攻。
“不，”她把脸一变，又拿出了她平日里惯有的冷漠和高傲，“我要回家。”
可那天晚上，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小伙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的气息，一头自然的卷发和那双像美国人似的蓝色的大眼睛总是从她心底向眼前浮来，令她久久难以忘怀……
第二天她去了，他果然在那里等她。
等到孔祥熙、宋蔼龄发现了孔令仪的秘密后，已经晚了。孔令仪已坠人了情网，而且如痴如狂。
孔祥熙通过他的耳目把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小伙叫陈纪恩，今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是一个舞场乐队的指挥，也曾留过洋，家里却一贫如洗。
孔祥熙、宋蔼龄决心阻止孔令仪的冲动，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女儿不能和陈纪恩这种人交往，更不能和他结婚。
一向顺从的孔令仪因此和父母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令仪，”孔祥熙苦口婆心地说：“你爸爸是行政院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你和什么人结婚，决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你懂吗？”
宋蔼龄说：“令仪，陈纪恩虽然是个大学生，可他父亲只是个乐队指挥，家里没有一点背景，和我们这种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和这种人家结亲，是要被人耻笑的。”
孔祥熙、宋蔼龄说了半天，孔令仪一言不发。气得孔祥熙直翻白眼。
“好吧，这件事你再想想。爸爸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明确的，不同意你继续和陈纪恩来往。”宋蔼龄又强调说。
“爸，妈，我也再说一遍，我也是认真的！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当即孔令仪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
“可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啦？”孔令仪也被逼急，站起来说：“你们无非是说他们家没钱，没势没地位。可这些我们家全有，你们可以给他。可他人生的漂亮，性情温柔，能体贴关心我，能明白我的心。这些，谁能给我呢？你们找的人能给我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跟他跟定了！”
孔令仪说完一甩手走了出去，房门“咣”的一声被重重地关上。
这一声重重的门响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清醒了过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无力阻拦孔令仪和陈纪恩的交往，无力切断孔令仪与陈纪恩的恋情。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听其自然了。
不久，陈纪恩被孔祥熙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可谓飞黄腾达，令他的同学咋舌（他的同学能进中央银行也只能是个小小的办事员）。上班没几天，又被公派美国，成为中央银行在美国办事处的业务代理。
孔祥熙、宋蔼龄这样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孔令仪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大官。在舆论上面子上过得去。但一般人又见不到这个女婿，因为孔家已宣布，孔令仪和陈纪恩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
孔令仪心花怒放，和陈纪恩去了美国。宋蔼龄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妻子，主持财政部妇女工作队，连夜为其制做嫁妆。一个星期后八个大樟木箱的嫁妆被送到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孔祥熙包了一架专机，将这八箱嫁妆送往美国。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架专机起飞不久，便一头裁到了山上。八大箱嫁妆连同那架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孔祥熙和宋蔼龄又叫人赶制了六箱送到了美国，这才觉得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
那时下是1943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闻媒体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行不断有所披露。而孔家因身居高位，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运送嫁妆的飞机失事后不久，长沙《大公报》就以“谈孔小姐飞美结婚”为题，对此事做了评论，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令仪乘飞机赴美的花费（暂以损失一架飞机计算），可以使2000名灾民一年有吃有穿，还可以使他们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把孔令仪的全部花费加起来，是可以救济万人以上的难民。第二是财政部连夜为其加工制做嫁妆也实在令人惊叹。如果把财政部两次为孔令仪制做嫁妆的人力用来赶制前线将士的服装，大约供应两个师的被服不成问题。如果用这笔款子建一所大学，那么在决定了校长之后，只需聘任教授，出示招生广告就够了。”
《大公报》的抨击，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试想在灾民于苦难中呻吟、前方将士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孔，祥熙和宋蔼龄为女儿赶制嫁妆，耗费财政部的人力物力，然后计在财政部的帐上。如此贪赃枉法，怎能不令人愤慨！
孔令仪陈纪恩在美国呆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不像孔令侃那样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但也利用孔祥熙来蔼龄的关系和影响，结党营私，中饱私囊。
为了使自己占稳脚根，孔令仪把过去她的老师黄应荣拉进中央信托局，并担任了法律顾问；把她的小姐妹的男朋友拉进了中央银行，当上了部门经理。陈纪恩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朋好友纷纷跟着他进入中央银行。从处长科长到办事员，到处安插亲信。即便后来孔祥熙逐渐失宠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仍是如此。以致有人讥讽到：现在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可见孔祥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几个子女在继续左右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
其实，孔祥熙之所以能死而不僵，除了他几个儿女能兴风作浪外，他长期以来培养的亲信也渗透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特别是财经和金融部门，这是他的后任所一时无法改变的。
孔祥熙在位10余年，共培养了自己的三大势力。一大势力是山西派，即原来孔祥熙在山西办学时结识的一帮朋友。二是上海派又称公馆派，即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和孔祥熙宋蔼龄关系密切的上海金融界的一些关系朋友。三是儿女派，即通过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等人结交的一大批少壮派。这帮人都听孔祥熙的指挥，为其尽心尽力。
孔祥熙对原来山西的老乡极力纵容包庇。孔府官邸秘书处有个叫高晓楼的，是山西人，后来被另一个秘书陈延祥代替。陈延祥和孔令俊关系极为密切，他倚伏孔令俊的势力，想证明自己的忠心，就搜集了高晓楼的一些领污材料，向孔祥熙报告。因事实确凿，孔祥熙只得把高撤职。哪想到高晓楼在闲荡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被任命为财政部人事司司长。财政部内议论纷纷，皆敢怒不敢言。后来人们知道了，高晓楼是孔祥熙所办的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的同乡，孔祥熙并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做法。他在一次财政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有人攻击我，说我喜欢用山西人。不错，我是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里用了大批山西人。在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在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在中国，最会理财的就是山西人，所以我要用他们。”
孔祥熙对自己的部属都如此袒护，更不要说对自己的儿女了。因此，对新闻界的批评和舆论界的指责。他一概置之不理，这也为他以后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2．霸道的孔令侃
1933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
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拔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做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
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