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征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定将各支纱上调20％至25％不等，并决定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棉纱价格。
当场，何浩着谈完自己的意见后，穆藕初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虽然市场价格上扬，但各纱厂都有大量存棉，这些存棉均是低价进的货，不能按现棉价计算成本。
就这样，何浩若和穆藕初当着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元老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穆藕初因岁数大了，说着说着就有些顶不住劲了。而何浩若则血气方刚，口齿伶俐。孔祥熙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给穆藕初打气。
他说穆老长期从事花棉业务，情况熟，经验丰富，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应该认真研究，认真考虑。
蒋介石从内心是偏向何浩若的，但见孔祥熙出面讲了话，要直接否定穆藕初就太驳孔祥熙的面子，当即就说，纱价还是可以调的，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孔部长再好好商量一下。
何浩若和穆藕初的斗争可谓一波三折，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最后以何浩若获胜告终。孔祥熙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和翁文灏商量后确定上调50％。
通过这次会议何浩着认识到，穆藕初是和自己干上了。这个老家伙有孔祥熙做后台，对我分管棉纱工作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不把穆藕初整倒日子就没法过。于是，何浩若开始了他的倒穆计划。他先到各纱厂煽风点火，说穆藕初如何如何在孔祥熙面前捣鬼，故意压低棉纱价格，想搞垮棉纱生产，以此证明他以前在位的正确。当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扬，各厂都希望提高棉纱价格以增大利润，因此对穆藕初的这一做法极为反感。他们都称穆初为“木偶”、“木乃伊”和“僵尸”，纷纷找门路想办法搬掉这块绊脚石。
豫丰纱厂老板束云章与宋子文是朋友，两人曾做过几笔生意，宋对他印象不错。束云章就去找宋子文，把穆藕初不按规定供应纱厂棉花，囤积居奇，压欠纱厂款项，阻挠调整纱价，造成各纱厂效益下降，经营十分困难等情况；还将穆藕初故意捣乱，到陕西强迫农民以低价卖给他棉花，破坏棉花的统购统销，造成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情况也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对穆藕初这样横跋十分不满，加上穆又是孔祥熙的亲信，就想利用棉花问题做点文章。他叫秘书根据柬云章的介绍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材料，并征求了部分纱厂老板的意见，见老板们对穆藕初确实不满，就决定放出这一炮。
不久，国家总动员会例行召开。宋子文按预想的计划在会上宣读了这份材料。宋子文说，陕西现在是国家棉花生产的重要省份，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直接危害了抗战也扰乱了民心，而农本局穆藕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穆藕初就坐在宋子文不远的位置上，听到宋子文直呼其名地提出批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果然，蒋介石听完了宋子文的发言，勃然大怒。没想到看似老实忠厚的穆藕初背后竟耍了这么多手段，成心拆何浩若的台。何浩若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自然不能对穆的行为置之不理了。蒋介石当场对孔祥熙说，“行政院要立即对穆藕初进行严肃处理，处理报告要交给我看。”
两天后，行政院即发文说：“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对于业务阳奉阴违，推倭卸责，贻误要事等情，应予撤职查办。”
听说穆藕初被撤职的消息，翁文灏和何浩若摆开了庆功宴。他们俩约好到重庆一家有名的饭店大吃了一通。何浩若对翁文灏说：“对穆藕初这种人，就得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他仗着有孔祥照做靠山，狐假虎威，这下怎么样，也栽到我何浩若手里。”翁文灏也觉得除掉穆藕初是出一口恶气。长期以来，他这个经济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干什么事都要先看看孔祥熙的眼色，又不能发作，实在憋屈得很。
但他们俩忘了，在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砝码上，蒋介石肯定倾向于孔祥熙一边。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一根棍子，孔祥熙当然不会对他的失势不管不问，只是因为那天开会，宋子文有备而来，蒋介石又大发雷霆，不便立刻为穆藕初辩护。过了半个月后，孔祥熙便到蒋介石那里为穆藕初说情，说穆藕初压低棉纱收购价格，是为了平抑物价，贯彻蒋介石加强价格管制的指示，并无个人私利。何浩若等管理无方，造成棉花价格上涨，却嫁祸于人。
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太明白，今天这个跟他这样说，明天那个跟他那样说，弄得他也拿不定主意。但比较起来，孔祥熙比宋子文对蒋介石更多效忠，因此他情愿相信孔祥熙是对的。于是，他哼哈了几声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孔祥熙见他的话起到了作用，就把对穆藕初的处理问题压了下来。那些盼着穆藕初倒台的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了半天，不见下文，知道事情恐怕有变。果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控制的报纸《时事新报》忽然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农本局有些官员正准备联合上书行政院，请求穆藕初复职。
虽然只是一则“豆腐块”似的小消息，但出自孔家的报纸就非同小可，它预示着穆藕初不仅没被撤职查办，而且可能官复原职。这对翁文灏、何洁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不久，行政院再次举行例会，讨论棉纱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何浩若首先发言，建议撤销农本局，可在物资局下设一个处，专门负责花纱布购销业务。何浩若使的是釜底抽薪之策，想趁穆藕初尚未复出之际，撤销农本局，叫你有人无职，有职无权。
孔祥熙一听便知道何浩若的目的所在，于是坚决反对。他在会上说，农本局成立时就明确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官民合组机构，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撤销，而要充分考虑到民间的意见。
孔祥熙一出来说话，别人一般地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当时孔祥熙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何浩若虽然背地里也大骂孔祥熙，但在这种场合，特别是当着蒋介石的面，也只好认了。
孔祥熙看把大伙威慑住了，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认为现在机构太多。单说纱花的购销，就有物资局、农本局、管制司三个单位。当初成立物资局时，就是想把纱花的事办好。可物资局成立1年多来，这方面确实毫无成效，如想精减机构，我建议将物资局先撤销了吧。”
何浩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叫抛砖引玉，而是抛砖引虎，引火烧身。本想借这个机会整掉穆藕初，不料整到了自己头上。
其后又有几个人发言，大都是帮孔祥熙的腔，也有态度模棱两可的，却都不发言专看蒋介石的脸色。连何浩若的“忠实朋友”翁文灏都静坐着一言不发。急得何浩若心里直骂娘。他原以为穆藕初积怨颇深，他只要开头一炮就会群起而攻之，不料孔祥熙一个反击便风向大变，自己跳了出来，好像被众人出卖了一样。
看到无人表态，蒋介石站了起来，何洁若泪眼汪汪地看着蒋介石，叫了声“委座”；就见蒋介石把手一摆，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即刻撤销，业务暂交农本局接管。”
何浩若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孔祥熙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势斗倒了何浩若，但农本局仍隶属于经济部，虽然翁文灏已向他俯首称臣，但孔祥熙仍觉得碍脚。过了大半年，他又以经济部管理无方为由，将农本局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弄得不伦不类。后来孔祥熙又将农本局干脆直接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委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任局长，穆藕初任副局长。至此就完全控制了花纱布的购销和生产权，使这个行业成为他的又一棵摇钱树。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并，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肮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第十四章 内外斡旋
1．孔祥熙和日本特使密谈内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挡一面，为蒋介石效大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将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照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