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采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强硬地去吞并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并民生未成，但他吞并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面八经的实业，而他一直想过过当实业家老板的痛。后来不久，孔祥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他终于用卑鄙的手段将华西兴业公司变为他的囊中之物，也算补偿了他没能吃掉民生的遗憾了。
华西兴业公司是1932年中国民族资本家胡仲实和胡叔潜兄弟合办的。这兄弟二人当时只有30几岁。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活动能量却不小。当时他们打通各种关节，以高额利润吸引四川军阀、官僚政客和金融界人物投资，一成立便有了较雄厚的资本及较高的层次。胡氏兄弟在大学都是学管理的，因为他们办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兴办实业，而当时在西南地区，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仅几年的时间，华西的业务迅速拓展，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先后在四川开办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和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十几个实业。此外他们还承包工程，先后承建了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重庆自来水厂，并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建立银行、学校和仓库等等。
当年胡氏兄弟还有一个打算，与当地驻军中最有影响的国民党21军合作，由21军和他们共同出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从而垄断华南地区的钢铁生产。后因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迁都重庆而此计划告吹。
像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效益颇丰的综合性公司，孔祥熙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久，孔祥熙就象注意民生公司一样注意到了华西公司。孔祥熙在经济上要想在西南立足，没有一两个直接控制的大型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他开始打华西主意了。
而这时的胡氏兄弟，也正在打国民政府的主意。因为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一些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便有自顾不暇之感，也不再想向华西投资。因此，华西要想发展，一是要寻找资金来源；二是要找到新的势力做靠山。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曾出了一个“扶植奖励西南实业”政策。其中有对西南地区实业在资金。原料上给予支持优惠等条款。当时胡氏兄弟想，何不利用这个政策早申请贷款，趁内迁厂立足未稳，发展华西事业。因此他们开始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并提出申请贷款和扩大华联的要求。
胡氏兄弟仍想采用过去和军阀打交道时的办法，即“借其力量谋发展，经营管理得自主”。既要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要使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他人牵制。可他们未曾料到，这次他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孔祥熙。
孔祥照得知华西申请贷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这和他主动要贷款民生却不给面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国民党政府暂迁汉口时，孔祥熙就派人到重庆摸清了华西公司底牌。华西公司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工程技术人员多为留洋学生；华西公司又有较完整的设备和直接控制的矿厂，已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基础。另外，华西公司还开发当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半导体无线电技术，并在西南建立了第一家无线电公司。
当时孔祥熙的如意算盘是，如能将华西全盘接管，稍加投资扩建，就能成为大后方钢铁企业之首。
孔祥熙首先派出亲信与华西接触，随后孔祥熙又亲自和胡氏兄弟会谈，商讨华西扩建一事。
1936年1月1日，经过一年的“商讨”后，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华西”二字已被“中国”取代。从此，华西胡氏兄弟在孔祥熙的设置的陷井里越陷越深。
华西兴业公司原计划将华联扩建为日产30万吨钢材的炼钢厂，扩建资金预算300万元。其中华西自筹150万元，还差一半。孔祥熙力主这后面的150万由其下属一家公司投资。胡氏兄弟得知后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主张申请贷款。贷款是借钱，付利息且到时本息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情。投资则不同了，接受投资就等于是合办，投资方根据资金比重大小就可以对企业拥有监督甚至管理经营权。
胡氏兄弟不接受投资想申请贷款的情况反映到孔祥熙这里，孔祥熙接受了民生的教训，决定变投资为贷款，目的是防止其他势力特别是宋子文的势力插手。先稳住华西再说。
再说胡氏兄弟听说孔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自然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于是扩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哪知到中央信托局提取贷款时傻了眼。因为中央信托局给他们的贷款不是180万，而是60万。
胡氏兄弟这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他们想见孔祥熙已是难于上青天了。中央信托局的官员对他们解释说，贷款只是一时有困难，先拿去这60万，剩余的部分筹齐后再通知。
话说得是不错，但华联厂的扩建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且一环套一环，一部分资金不到位，预购的部分设备付不了现金，人家就不发货，从而整个扩建工程因此停顿下来。
原来，这是孔祥熙早就预谋的缓兵之计。先同意贷款，但只让你拿到其中的一少部分，这就等于鱼上了钩，想吐都吐不掉，只能乖乖地跟着钓鱼线走。
胡氏兄弟心急如焚，工程停顿不能预期完工，企业将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天天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问剩余的贷款何时能到位。
孔祥熙见时机到了，就派了一个心腹到华西跟他们摊牌。孔祥熙告诉他们，抗战时期钢铁需求量很大，加之日军海上封锁，国外运输困难，因此主要要靠国内生产。华西的华联厂是一个基础很好的企业，只有扩大规模，更新技术，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关系到抗战的胜负国家的存之，希望他们能和国家合作。
胡氏兄弟正被资金匮乏弄得焦头烂额，见孔祥熙派人来，又说得如此恳切，不禁有所动心。但他们仍担心国家一旦出资，企业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他兄弟二人创下的事业也将落入他人之手。
这一切都在孔祥熙的预料之中，于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孔祥熙在他居住的范庄官邸亲自召见胡氏兄弟。在宴席上，孔祥熙又对胡氏兄弟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说华西公司对国家的贡献多么伟大、胡氏兄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等等。又说即使国家投资，也一定要请他们主持公司业务等等。一个劲儿地给胡氏兄弟灌迷魂酒，吃定心丸。
对孔祥熙的话湖氏兄弟不能不认真考虑了。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又是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能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商讨企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前景，他们实在是不好回绝了。再说，他们以前投靠的是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比起孔祥熙，那些人简直是土包子。孔祥熙力图以华西为基础，以华联钢厂为龙头，建立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前景也着实诱人。况且他们兄弟二人在这个企业中也能保留一定股份，并且还能担任要职啊。
当下胡氏兄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接受孔祥熙的条件，同意接受“官僚资本”投资改组中国兴业公司（既华西公司），并商定该公司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
华西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孔祥熙立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为由，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行筹集资金，向华西投资，并致函经济部和四川省政府向华西投资。孔祥熙还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筹措资金向华西投资。而华西方面则把自己已有的固定资产评估后也列入投资之中。
孔祥熙和他控制的国家及官僚资本的介入，使华西公司的实力大增，一跃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资金最雄厚的实业公司之一。但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投资的结果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官股”占了共总额的81％，而胡氏兄弟控制的民股只占资金总额的19％。华西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改变了颜色。
虽然，孔祥熙吞并华西司的第一个战役以他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公司的主要管理权还在胡氏兄弟手里。以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还占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所以，孔祥熙并未因为第一次的胜利而高枕无忧，而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给胡氏兄弟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将他们彻底摧毁。
当中兴公司（此时华西已变为为中兴的一部分了）的华联各厂的建厂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孔祥熙又提出因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等因素要使中兴公司增强竞争实力，需再增加资金投入2400万元，使公司总资本由原来的3600万元扩大到6000万元。
当时，胡氏兄弟和许多民股持有者都认为增资无大必要。公司刚增资不久，第一次增资的项目已快建成，建成后就可产生效益，而一经生产产生效益公司资本自然就会增加；二是时值抗战，各方资金都很紧张，谁能一下再拿出很多钱来增资；三是增资必然涉及公司的人事变动，投资多的一方自然要更多地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刚刚稳定的领导班子又要面临动荡。
然而此时的孔祥熙根本不听胡氏兄弟和民股代表的意见了。他强行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大会选在他的官邸范庄召开。由他的秘书亲自发请柬，股东们一看是孔祥熙发的请柬，谁敢不来。胡氏兄弟甚至私下说，这哪里是开会，这是去赴鸿门宴。
胡氏兄弟想的果然不错。这就是一次鸿门宴，不过是一次不拿刀剑的鸿门宴，但比拿刀动剑还厉害。孔祥熙堂堂一国“宰相”，居然屈尊亲自主持了这次股东大会，因这时他所控制的官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资金数额上都已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否决了胡氏兄弟的意见，并顺利通过了增资决议。
在会后带有最后通碟意味的决议中说：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这一招就够损的，孔祥熙提出方案，但自己不拿钱，而让大家平摊）。增认的股金须于当月ZI日前交清（开会是11日，只给了10天的时间）。
按这个决议，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要缴纳增股资金446万元，而且10天内缴齐，这是根本办不到事情。
孔祥熙在通过这个决议后又假装仁慈地解释道，如果有的股东确实资本困难，可请其他股东代为认足。实际上，孔祥熙就是故意给民股股东出难题。他明知他们10日内不可能筹集到400多万元，却故意这样定。于是华西的股东大部分自愿放弃，他趁机指示他的银行代为认购。通过这增资扩股，孔祥熙所控制的资本达到了公司资本总额的89％，比原来上升了8％。而胡氏兄弟的份额则由原来的19％下降到11％。
几年后，孔祥熙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公司增资扩股，并要将原来的6000万元翻番，增至1．2亿元，所使用手法与上次一致，其结果是他所控制的总资本上升到公司总额的95％，而胡氏兄弟的资本下降到5％。
这时，华西公司可以说已完全成为孔祥熙的囊中之物了。
前面我们说过，孔祥熙的目的是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人中国兴业公司。他不仅要以股份占公司的绝对优势，更要在人事上使其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因此，表面上他对胡氏兄弟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骨子里却一直想把他们整掉、整垮。
再说这时的胡氏兄弟对孔祥熙已有了彻底的了解。孔祥熙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也一步步地暴露了其狰狞的面目。原来胡氏兄弟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这几个“小公司”的控制权，但对能不能保住，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
在中兴公司刚成立不久，孔祥熙为了拉拢华西公司，便将中兴公司的扩建工程交由华西公司承办。当时胡氏兄弟拟将扩建工程分别交于本公司的建筑工程部、华兴机器厂与中国无线电公司承办，并将建筑用的铁、煤、耐火材料、木材和矿石等原材料与中兴公司签定了长期的供销合同，仅此一项就有十分丰厚的利润。
可当合同签订不久，孔祥熙竟出尔反尔。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要将华联、华兴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同为中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财务帐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胡氏兄弟的反对，但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也是为了华西公司的这笔生意，胡氏兄弟当时也做了让步，即同意华联钢铁厂与中兴合办，其余两个企业必须保持独立经营。
孔祥熙却不答应，中兴公司不是空架子，他必须有实体。华联当然要成为其一部分，其余的也必须理顺关系，否则将撤回投资，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