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学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和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著名的呼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住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领袖的第二次驾到，以平息部下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绪。
但就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又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使事态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参加这一签订仪式。意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气，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同“满洲国”建交。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张学良。他发誓要消除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当时张学良在向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另外，德国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空军去轰炸工农红军。德国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谁能保证德国不把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呢？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怎么能和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军事顾问合作，去打共产党和红军呢？
此外也是在这个月里，又传来了胡宗南所吹嘘的“铁军”第一军在“剿共”中吃了败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自蒋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后，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肃北部红军控制的地区挺进。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蒋报告，说红军正在溃退和不堪一击时，工农红军突然在一个深谷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在一天的黄昏，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飞回了机场，气温下降到零度。红军突然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胡宗南最精锐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就被全歼，还有约一个团投诚参加了红军。胡宗南的其他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后撤，一时间把在几天前“占领”的地区全部又送给了红军。
这件事给了东北军又一个极深的印象：他们假如真的服从蒋的命令去和红军作战，谁能保证他们的下场会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况胡宗南就是本地的军阀，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张学良深感和红军作战绝非易事，要想取胜更是难干上青天。想当年在江西的“围剿”中，哪次不是总司令亲自坐阵，而哪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的。而这时的西安，由于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已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没有正规军，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蒋介石在西安通过他的侄子蒋孝先控制了一个特务组织蓝衣社。这个蓝衣社大约有1500名特务，分布在陕西全省。他们作为蒋在西北的耳目，曾诱捕、监禁、杀害、绑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时也在密秘监视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举一动。
蒋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几千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向临潼蒋介石的驻地进发，要向“总司令”递交一份请求抗日的请愿书。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驱散学生队伍，警察在蒋介石亲率的宪兵的支持下，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学生被打伤，其中一个恰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等于给本来就不满蒋介石的东北军火上浇油。消息传来，张学良亲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对学生的殴打，并劝说学生回城，答应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蒋介石。
此时早有人跑到华清池把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所以当张学良随后到蒋的住宅后，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怒斥张学良立场不稳，对党国不忠。以后的很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俩人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原因。
当天，蒋介石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在一起，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一起接见他们，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想通过分别接见的办法来分化瓦解东西北军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破产了。不论蒋介石接见哪一派的将领，这些将领只有一个请求：到绥远抗日前线去。虽然他们仍都承认蒋是他们的总司令。
然而已经利令智昏的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反对，决定在当月10日召开大本营会义，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告诉他们（指大本营将领），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就可最后实现胜利的阶段。”
蒋介石随之向已驻扎在甘肃、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南京军队发布总动员令。并拟在12日向全体将士公布总动员令。蒋在动员令中声称，如果张学良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将就地被南京派来的部队缴械，张本人亦将被撤职。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得到一个消息，蒋孝先控制的蓝衣社同警察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人的黑名单，准备在总动员令发布的同时，将这些人立即逮捕。他们还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来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司令。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会议，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最后下定了兵谏的决心。张学良当即调动了一个师的东北军和一个团的西北军解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蓝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卫队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蒋的住处去抓蒋介石。当时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执行任务与白凤翔师长一起去。他是干过掏窝（土匪）的。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的一条腿！可千万别叫他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接着张学良还颇为伤感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你我就见不着面了。你死，还是我死，都说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孙铭九率领的200多名东北军驱车赶赴华清池。5点钟行动开始，蒋介石的警卫和孙铭九部在宾馆门口交起火来，但不到一刻钟，孙铭九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孙铭九率部冲进蒋的卧室时，蒋已不见了踪影，而蒋介石的假牙还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内。孙铭九一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于是断定蒋介石没有走远，就带领下属在附近搜索。终于在不远山坡上的一块巨石的石缝里，他们发现了身穿睡衣睡裤、冻得哆哆嗦嗦的蒋介石。
英国的一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记者事后采访孙铭九并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木。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控制了西安市。蓝衣社的特务在睡梦中被惊醒、缴械和关押起来；“剿匪”参谋总部的人员在西安宾馆的住处亦被包围；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蒋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同时在机场被扣。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便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名义联合通电全国。这封简短的电报说，为了促使蒋抗战，已要求蒋“暂留西安”，同时保证他的安全。提交给蒋的“救国要求”也同时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单位的封锁，报纸也没有发表。当时张杨的“救国要求”就是后来著名的8条纲领，其主内容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证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这八项救国主张，立即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界群众的多数拥护和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2．孔祥熙机关算尽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秘书走后，孙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来体字映人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刹那闪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踏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响，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往处。
碰巧，这天下午来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硬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