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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海那边孔家一共有两幢洋楼，房屋装饰布置得就十分富丽堂皇了。其中不仅有各式新潮的像俱以及古色古香的装饰，房前屋后还栽种了不少的奇花异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饭厅门口摆了一张画着一头狮子的大屏风，画面上那狮子站在一块隆起的巨石上，昂首挺胸向上怒吼的样子。屏风右角上题有一句：“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作出最大贡献的孔祥熙”。这幅巨画是当年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孔祥熙的。当时，孔祥熙夫妇及其子女分别住在上海这两幢洋楼里。全家上上下下包括总管、佣人及警卫人员等共有70多人。上海的孔公馆里，除了大、小客厅以及餐厅外，还分别设有书房、古董陈列室、休息室、弹子室、写字办公间以及接待室、传达室等，可谓是兼具办公和别墅休闲之功能。
当年孔氏家族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来决定到各地居住的。
在前面我们说了，孔祥熙没有什么太多的喜好，只喜欢吸吸烟或跟下面属僚聊聊天等。孔祥熙所吸的烟，其中亦有不少的名堂。平素他在家时，全吸的是进口高级洋烟，尤其喜爱吸三五牌的洋烟。但在外面公开场合露面或开会时，孔氏则专用一只中国烟听，里面装上三五牌洋烟，于是“哈哈孔”便一面吸着洋烟，一面还大言不惭地批评他人不吸国产香烟而专门喜好外国洋烟，俨然一派热爱国家的正人君人模样。不知情者当时还真以为孔部长抽的是中国烟呢，孰不知这家伙阳奉阴违，虚伪透顶。虽然，这种偷梁换柱的勾当是下属中那些拍马屁的人干的，但显然也是“哈哈孔”愿意如此，下面人才投其所好的。由此倒可见出，孔祥熙其人性格虚伪狡诈的另一侧面。
孔祥熙因为常常胡说八道地发表演说，有时于不伦不类之中倒也不乏些许的幽默感，当年的许多新闻记者都曾目睹和报道过这位惹人捧腹的所谓新闻人物。比如一次孔祥熙出席广东建设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时，人家恭请他莅临训话，他便也不客气地登上台，操一口山西老醋口音大放厥词讲其与广东有特殊关系、特殊渊源。当时他讲道：“第一、我自己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第二、我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第三、我自己的家眷是广东人；第四、我还在广东做过官。因此讲到这里时，孔祥熙站在台上一脸的煞有介事又说道：“如果广东同乡会允许的话，我也可以毅然决然地加入广东籍……”当即，台下发出一片掌声和哄笑声。而“哈哈孔”站在台上却全不察觉，一副自鸣得意的派头。瞧了他那个样子，台下益发地哄笑起来。
孔祥熙当年的迷信也是有名的，而且他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信江湖算命，全带有极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也许和孔祥熙当年发迹时走了基督的路子有关吧。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一度全然不知所措，便又去祷告上帝乞求神明。当时他用《新约福音》为蒋介石的凶吉卜了一次洋卦。孔祥熙卜卦的方法亦很特别，他常常闭上眼睛随便翻开《圣经》中的一页，用手指按上其中一段，然后睁开眼睛去读其中内容讲的什么。这一次给蒋介石卜卦，孔祥熙翻出《圣经》中的一页说的是“耶和华和一个妇女一起获救的故事，于是他马上跑去告诉宋美龄。后来，果然是宋美龄亲走西安斡旋，终使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这件事当年使得孔祥熙得意了好一阵子，他到处跟人吹嘘自己占卜的洋卦如何如何灵等等，仿佛真有了半仙之体似的。此外，后来一直追随孔祥熙左右的那个潘益民，前面我们讲过就是给“哈哈孔”当年算命有功，才被孔祥熙屡屡提携的。
孔祥熙在婚姻生活方面一直是比较严肃的。他得势后身边也曾美女如云，但他并不好色。在宋蔼龄之前，他曾结过一次婚，但他是在妻子死后才和宋蔼龄相识并结婚的。不过，孔祥熙当时对婚姻的想法，与其说是为了爱，还不如说是为了权、为了钱。因为他总觉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日迷恋于粉脂气中，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因此自从和宋蔼龄结婚后，他几乎是一直“安分守己”，宋蔼龄在这方面对他也挺放心。
孔祥熙下午上班很准时，一点半到。所以财政部司局以上的干部有时上午不来，但下午都来，而且比孔祥熙提前半小时，以表示他们的“敬业”精神。孔祥熙有很多兼职，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等，都集中到财政部办公。如当时的行政院秘书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也都汇集到财政部碰头。除非有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孔祥熙才到那边去。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党政要员们大都工作在南京，消遣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每逢周末，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是冠盖如云，车马如流。孔祥熙当然也夹在其中。宋蔼龄常住上海，要求孔祥熙每个周末的下午5点必须赶到上海的住所，孔祥熙唯命是听。一到周末便在办公室里“坐卧不安”，秘书知道了这个秘密后，也在后来对来访者进行挡驾，不是特别紧要的公文也就压一压。据说一次因为一件紧急公文需要处理，孔祥照周末9点才赶到上海，宋蔼龄不但不在门口迎接（一般她是在门口迎接的），而且还给孔祥熙甩脸子看。孔祥熙在南京虽为堂堂财政部长，上上下下都要看他的脸色，回到家里却现了原形，要看宋蔼龄的眼色。
和宋蔼龄结婚后，孔祥熙是比较规矩的，并不像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一样，到处沾花惹草。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孔祥熙属内向理智型。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和善敦厚，初次婚姻及再婚，使他对女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望便让位于对权；力、事业和成功的渴望。他曾私下和密友说：女人嘛，不能没有，。但不能太多。古人云万恶淫为首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宋蔼龄的厉害。宋蔼龄跟随孙中山做秘书，曾对孙中山产生了爱慕之情，无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使她心灰意冷，最后委屈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知道，无论从身价、知识、能力、财产还是势力，他都比不让宋蔼龄，他娶了宋蔼龄实际上是“高攀”了。而且，靠着宋家的势力，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是加重了许多，他是万万做不得惹怒宋蔼龄的事的，特别是在私生活上。
但好色几乎是所有成功男人的本性。好汉难过美人关，这也是一句古训。连古人的三十六计中都要附上一条美人计，可见女色之厉害。多少年来，研究民国历史的人一直在发出这样的提问，孔祥熙果真是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在韩玉梅、宋蔼龄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女人？
的确，在孔祥熙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以后，他遇到的美妇数不清，尽管孔祥熙从不跳舞，一般也不去夜总会，更不去逛妓院，但仍有一些必要的应酬必须参加，这就免不了有一些接触别的女人的机会。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和宋蔼龄分住南京和上海，如没有特殊情况，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这就使孔祥熙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寻欢作乐的条件。
但孔祥熙真正“下水”只有一次。
那次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来和孔祥熙谈一笔生意，随同约翰同来的是一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会谈后，他们一同到一家饭店用餐，孔祥熙不禁向那女人多看了几眼。而且这一细节，被细心的约翰发现，并对孔祥熙说：“荣小姐是我的私人秘书，久仰孔部长的大名，一直渴求一见。”
那女人也赶紧顺着说：“我年轻幼稚，刚刚进入商界，还请孔部长多多关照。”
孔祥熙当时也没多想，就和他们边聊边喝。不料荣小姐没什，么量，才喝了几杯便头晕胸闷，倒在了椅子里。无奈，约翰便搀扶着荣小姐走出了酒店。付帐时，约翰叫孔祥熙帮助扶一下荣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涌起来。
和宋蔼龄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子如此亲近。那荣小姐白晰的皮肤粉里透红，就像刚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柳枝，浑身上下散发着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只手拨动起来，并猛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望。
后来，约翰又带着荣小姐拜访过孔祥熙，并说他有事要先回英国，在南京的生意由荣小姐负责。他为她在金陵饭店订了一个包房，有事可直接联系。
约翰“走”了。孔祥熙记下了荣小姐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孔祥熙到荣小姐那里去了没有，去了几次，和荣小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祥熙和荣小姐的秘密接触被宋蔼龄知道了。
孔祥熙虽老谋深算，但还是不能跳出宋蔼龄的手心。宋蔼龄人虽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里的人，却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干什么，夜里回没回家，在上海的宋蔼龄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蔼龄突然返回南京，铁青着脸走进卧房，宋蔼龄没吵也没闹，更没有把事情扩散出去。孔祥熙心里明白，也挺感激，他庆幸那晚他没出去。他原来是动了想出去一趟的念头，只因为白开工作有些疲劳，才没出去，他暗自庆幸，但宋蔼龄的突然出现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记、忽视宋蔼龄的存在，哪怕是为了像荣小姐那样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年孔祥熙和那个荣小姐虽然时间不长且后果不大，却提醒了宋蔼龄。从此夫人管束加强，不给半点机会，孔祥熙自然也老实了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未听说孔氏夫妇这方面的排闻。人们倒常常见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携夫人出现在后花园里，散步说话一派恩爱亲热的样子。尽管当年还有其他一些传闻，甚至有人讲孔二小姐为能从其父那里弄权勒索，私下里也曾给老爹拉过皮条等，因都属坊间传闻飞短流长，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说，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相当融洽的。
第十章 “西安事变”始末
1．古城是个火药桶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日”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复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采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道。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历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道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