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系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蔼龄每临大事既不胡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难题。因为最初经历过这么几次事情之后，孔祥熙发觉夫人确属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蔼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蔼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抗战前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密电张学良，商讨财政部扩充税营团一事。密电为何应钦手下的译报员破译，何应钦将电报转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宋张二人在背后搞鬼。当时国民党内政学系正在私下活动，力图执掌国民政府大权。得知蒋介石有撤换宋子文之心后，便四方联络，八方串联，妄图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陈立夫、陈果夫知道，他们为了防止政学系把持财政部，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宋蔼龄转呈蒋介石。
宋蔼龄仗着是宋美龄的姐姐，去南京见蒋介石从来不办正常的手续。就是她闯人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也拿她没办法。那一次来蔼龄去见蒋介石，蒋虽正因宋子文生气，宋蔼龄的面子却不能不给。结果，财政部长的肥缺最后落到了孔祥熙手里。
宋蔼龄“垂帘听政”，还有一个例子。1943年春，《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夫妇打电话给宋蔼龄，要到中国来考察，收集素材，准备将来成书。宋蔼龄从香港打电话给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来接，孔祥熙就把这个活派给了秘书夏晋熊。夏到香港之后，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别墅在看宋蔼龄。宋对夏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并要夏代她联系，夏表示这事有点难办。宋蔼龄说，海明威夫妇和麦克唐纳是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说海明威夫妇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再问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麦克唐纳，促成了他们在香港的会面。宋蔼龄在和麦克唐纳的交谈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后的所谓政绩，希望《泰晤士报》能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宣传。宋蔼龄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持孔祥熙在抗战后期摇摇欲坠的统治，继续坐稳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蔼龄爱玩，年轻时爱逛夜总会。歌舞厅、老了就爱打麻将。在上海时，她几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后睡觉，通常是睡到次日10点到12点。有几对夫妇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特别是盛升颐的老婆，虽已是半老徐娘，但极会修饰打扮，又善于辞令，八面玲拢。以至后来，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结婚的闹剧。
但这么说来，倒并非讲孔祥熙一无是处，其与夫人宋蔼龄倒真可称得上是一张一弛，刚柔兼备了。孔夫人当然经常表现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关键之时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们所讲的宋蔼龄意气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领杜月笙的事，最后就是孔祥熙发挥长项“世故圆滑”给摆平的。可以说，当年孔祥熙好多看似“无能”的举措，骨子里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性格上绝不属同一类型，但却能互为补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于宋蔼龄性格泼辣进攻性强，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节节败退不是对手。在孔氏家族内部，说了算的是夫人宋蔼龄，而孔祥熙对夫人则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并且孔祥熙还要带头模范遵守。当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职做单身时，宋蔼龄却住在上海并要求孔祥熙每周周末准时回家看她。于是孔祥熙每至周末便匆匆忙忙赶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花花绿绿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复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凄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至于说到孔祥熙当年的昏庸胡涂，我们这里倒有两个小掌故，于惹人捧腹之际亦惹人扼腕再三。
当年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里，一度盛行聚赌之风，给孔祥熙得知后，他决定前往训话。当时孔祥熙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把下面属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万没想到的是，正骂的欢呢，孔祥熙却突然面孔一换，嘻嘻哈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