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借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并。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荡。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