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之前，蒋介石虽有交待，但对具体购买哪国军火及购买军火品种之比例并无一定规定，要孔和国防部官员具体磋商。孔祥熙本人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不感兴趣。这次出访，一来是可以历游欧美风光；二是可以接交新朋旧友；三是可以为南京蒋介石政府争取外援。至于购买何种军火，他并无定型的想法。这次听墨索里尼的一通胡侃，也挺受启发。他受的是欧美教育，深信技术决胜。曾几何时，英国的少数军队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八国联军对义和团，哪次战争都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应先发展空军才能赶上日本”的论调极为赞赏。
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当然要美化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诚意了）并得到蒋的同意后，孔祥熙又亲赴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参观，听取介绍，并观看了飞机表演。最后，孔祥熙终于决定购买一大批意大利生产的飞霞式轰炸机。这种被墨索里尼吹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当时孔祥熙还和墨索里尼商定，飞机交货后，由意方组成军事顾问团赴中国帮助中方安装使用维修这批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交给了他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承办。到这里，意大利开始的长时间的对宋蔼龄的“感‘清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作为加快中国空军发展的一部分，在孔祥熙在欧洲访问期间，杭州览桥建立了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飞机制造厂，在南昌、杭州、西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场扩建工程。
离开意大利后，孔祥熙又携宋蔼龄来到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德国这片神奇的国土；第一次正式和以严谨著称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此时，正是希特勒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厦刚刚奠基。他为了主宰这个工业强国，正在做全力的冲刺。因此，希特勒对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赶来的客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在和孔祥熙的会谈中，希特勒一直在谈他的思想和建立大日尔曼帝国的雄心勃勃计划；当时孔祥熙也有自知之明，除了随声附和外，并不发表更多的意见。
在和德国外交部长和工业巨头的会谈中，最后敲定了中国购买2500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这才使希特勒对孔祥熙露出了笑脸。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经济上刚刚开始复苏的德国，一下能出口2500万美元的军火，对他们出口贸易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由巨款购买的这批军火，绝大多数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孔祥熙出访近一年。回国后他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这次出访的情况。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有功，遂任命孔祥熙为中央航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鬼迷心窍，竟不满足干这个无名无利的“校务委员”之职，而妄想当航空部长，尽管他对航空一无所知。有人说，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是看中了发展航空工业中的巨大利润。不管孔祥熙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确实在积极争取这一职位。他曾邀请蒋的亲信、航空学校校长葛敬恩到家里作客，并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空军，实乃国防之必须。目前有意大利政府的援助，财力物力都有办法。如将航署扩充为航空部，我愿出任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
就在孔祥熙做航空部长梦的时候，由他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运到了中国。航空署立即通知了孔祥熙。由于意方军事人员尚未来到，便派美国空军专家前去检查验收。验收后发现，这批所谓最先进的轰炸机全是意军淘汰的产品，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葛敬恩很生气，主张退货，又怕得罪孔祥熙，只得将实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认真追查却并无下文，但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的升官美梦，也随此而彻底泡汤了。
2．终于做了财政部长
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蔼龄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今天早上六点半，孔祥熙被蒋介石的电话叫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匆匆离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们夫妇二人出访欧洲回国的第三天，宋蔼龄心里直打鼓，是不是哪个爱进谗言的小人又在打小报告，指责他们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宋蔼龄深知这其中的奥妙，自蒋宋结亲之后，孔家的势力急剧膨胀，自然就有人犯红眼病……
宋蔼龄正在胡思乱想，孔祥熙回来了。当满面春风的孔祥熙见宋蔼龄的眉头皱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说：“夫人，什么事愁成这样？”
宋蔼龄娇嗔地拧了他一把：“这么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诉我，老蒋找你干什么？”
“咱们的鸿运来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说。
“鸿运？”什么鸿运？！”
“老蒋要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什么！”宋蔼龄吃了一惊，“那……那大弟往哪儿放？”
“老蒋没说，估计另有重用。”
不知为什么，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竟喜忧参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升，而高升的不仅是官职，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忧的是宋子文的被贬黜，给宋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财力，才没有公开化。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派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