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回到潼关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反蒋部署。冯玉祥树起反蒋大旗之后，3月原第2、第3、第4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
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中央之间，张学良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蒋介石的代表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纷纷去争取张学良的支持。然而张学良都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1930年4月，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大混战开始了。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直指南京。蒋介石投人的总兵力大约近6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杂牌军。这样，反蒋派在实力上占有一定优势。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讨伐令。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同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战事初起，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行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些。到了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西北军的骑兵灵活机动，经常袭击蒋军的后方。有一次，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夜袭朱集车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击毁蒋军飞机十几架。此时蒋介石带二百名卫队住在车站列车上，列车又没接上火车头，蒋介石想跑跑不成，吓慌了手脚。只是因为郑大章的骑兵队急于转移，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他才得以幸免。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6月4日攻人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的东移，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蒋军三路夹击。桂、张军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桂、张军此次出师北上，前功尽弃。撤回广西境内后，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系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全实力，双方配合不足，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冯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才想起给西北军送去给养，请冯玉祥在陇海奋力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住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占领了济南。蒋介石于8月ZI日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并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6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大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作好了在陇海路发动总攻的准备。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遂发动了总攻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撤退。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大家希望呆在香港的汪精卫赶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汪精卫却想等桂系和张发奎战胜后重新在两广开府，建立基地。因此迟迟不北上。一直等到桂张联军在战争中失败，他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平。遂于7月15日偕同夫人陈璧君及顾孟余等人转道日本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北平。汪精卫来到北平后，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协调各派关系，开谈话会、筹备会，拉人人伙，对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终于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会议选举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阎锡山9月9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可是，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仅仅坐了9天。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人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由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垮台。汪精卫不久又从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员都作鸟兽散。至此，国民党改组派便宣告瓦解。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人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已，内部未固；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难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但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双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先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艺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和“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使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由于张学良9月18日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军，张学良从此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换取了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张学良犯了一个无法换回的错误。他倒向蒋介石的结果即东北军主力入关，给一年以后的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他指望南京政府会保护东北利益，但蒋介石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拿东北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交易。
1930年与1931年出现的两个“九·一八”，应该说都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部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就已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蒋介石只答应在改编晋军和西北军时，适当考虑不拆散他们的原建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蒋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维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实力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26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22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29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冯在这里表面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自己读书学习，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有几个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学习。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了防备万一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时，打算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至此，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后，终于失败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大角逐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钱是战争的命脉。蒋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权，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财团和所有官僚买办的支持。这样，蒋介石手里又有金钱又有中央大权，在对反蒋军队进行收买时，可以一手给钱、一手给权（中央的委任状），所以很快就使反蒋联盟瓦解了。
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关键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动政权，蒋有这样的“国际援助”，条件大大优于反蒋军事联盟，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却无法缓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 认一个主子没错
1．“航空部长”梦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其实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这个借。蒋介石刚和宋美龄结婚，就琢磨着怎样答谢孔祥熙和宋蔼龄了。
在某些国民党元老眼中，孔祥熙不过是个操着洋腔调的乡巴佬，只能炒个股票、做个煤油什么的。然而，蒋介石却从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来。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务，而是任命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并推荐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自然，蒋介石的推荐就等于是任命，从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坛。
要说那时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当时他只是想，既蒙蒋介石器重，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从骨子里讲，孔祥熙当然看中的还是钱，但有了权那钱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再说，当年跟随孙中山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宋蔼龄给孙中山当秘书时，蒋介石还在上海码头当瘪三呢。这任命不仅是个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对孔祥熙、宋蔼龄革命功绩的一种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没想得到的，没准哪一天就来了。如果来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会在蒋介石面前说孔祥熙的好话，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孔来之争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会做人。不仅因为他比宋子文大十几岁，还在于他的阅历，不像宋子文30出头就当上了财政部长，而且还总那么书生意气，那么盛气凌人。孔祥熙从来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里怎么想，他在表面上总以孔子的后裔自居，处处为人谦逊，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经博得了众多国民党政要们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国民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又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帮助下，使出浑身解数，在工商、农矿领域为蒋介石革新除弊，一时间光是立法就多达百余种。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也仍在中国横行肆虐，作威作福。体现在工商界，各种税法、规定、制度更是杂乱无章。蒋介石虽然篡权当上了总司令，但对经济一窍不通。当时他最热心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为报蒋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蒋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实业部长仅三个月，就主持修订了各种工商法规的条种，其中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等，从而在经济上为蒋介石的统治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当时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