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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的联络机关，捕杀改组派的成员，封禁改组派的总部，也迫使他们寻找新的活动场所。这样，改组派上海总部的成员便于1930年3月转移到北平。
桂系将领胡宗锋，先在天津租界建立了活动据点，派潘宜之到阎锡山那里从事反蒋的串联活动。胡宗驿不断把蒋、阎关系的变化及时向香港的汪精卫通报。由于阎锡山在派系斗争中采取狡免三窟之策，与改组派的关系一直明来暗往。1930年1月中旬以后，蒋、阎关系恶化。胡宗择向改组派总部通报了这一情况之后，陈公博、王法勤分别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陈、王在平、津间开展活动，先后与阎部的重要首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晤商。改组派主张以阎锡山为盟主，把各路反蒋诸侯军拉到一起，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相号召，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但是，经多次会商，阎优柔寡断，顾虑重重，不肯明确表态。他一怕与冯部的关系搞不好，二怕驾驭不了石友三、孙殿英部，三怕东北军入关助蒋，四也感到来自南京的压力太大，没有胜利的把握。在阎锡山的算盘上没有算出有大利可图之前，他是不肯下赌本的。
西山派首领邹鲁、谢持、傅汝霖也来到了天津，联络阎锡山反蒋。西山派是在南方受到蒋介石的沉重打击之后来到北方的。1929年福建曾经发生反抗南京政府的兵变，哗变部队是许崇智的旧部。蒋记中央以此为据，于12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十六次中央常会，通过决议：“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交国民政府通缉”。居正在上海也想策动熊式辉反蒋。熊式辉狡猾地设计逮捕了居正。西山派的头头们只好逃到天津租界避难，并积极与阎锡山打通关系，以求生存。天津租界与上海。香港一样，是在野的各派政治势力杂居的地方。这给改组派、西山派联络各方势力造成了方便条件。
冯玉祥虽然被困建安村，却冷眼观望时局变化，预测蒋、阎之间总有一天还得闹翻。他认为，要反蒋还得采取老办法，力促蒋。阎关系破裂，结成阎、冯反蒋同盟。为此，1930年1月初，他乘阎锡山赴河南指挥作战之机，密召隐居于天津的鹿钟麟潜赴建安村，委托他立即回陕西办两件事：一、重整西北军，准备再出潼关；二、招抚石友三、韩复榘等西北军叛将，以增强兵力；三、派人与蒋介石联络，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四、公开给间发报，要求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鹿回到西安后依计行事，果然起了作用，阎锡山再次前往建安村，向冯陪礼道歉，言归于好。2月28日，阎、冯回返太原，3月10日，冯玉祥离开太原返回潼关。
冯玉祥回到潼关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反蒋部署。冯玉祥树起反蒋大旗之后，3月原第2、第3、第4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