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几分信任也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当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劲敌在孔祥熙和宋蔼龄那里都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历史的、感情的和政治的渊源和利益，使他们觉得至少在目前，他们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果然，汪精卫走后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窃取的北伐革命的成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1927年4月IS日，蒋介石竟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并在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似乎故意向在汉口的汪精卫示威。
汪精卫也迅速作出反应。他回汉口后即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汪精卫于4月18日召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各种职务。几天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计40余人联名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蒋介石和汪精卫最后摊牌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只是蒋汪斗法的序幕，那么蒋置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而不顾，擅自在南京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新政府，则是这出戏的高潮。这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谈判，而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要挟。你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这么干了。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承分裂国民政府的恶名，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已经掌握了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他所“领导”的北伐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当时，江南各有势力的财团纷纷向他靠拢，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想在上海、南京站住脚，他想把上海、南京做为自己的根据地，就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代表上海、南京大资产阶级和诸如青红帮之类的势力的集团的利益。要想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决裂，同共产国际决裂，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决裂。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凶毒于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宁汉对立、蒋汪对立的情形下，孔祥熙为什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孔祥熙受的西方教育，和宋蔼龄都是基督徒，对苏俄有着本能的反感。宋蔼龄的父亲从传教发展成为一个买办资本家，和共产党宣传的阶级斗争又格格不人。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站在蒋介石一边比站在汪精卫一边有更多的好处。
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政府后，国民党内也顿时分为两大派系。并且由此在宋氏家族中也分为两派：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同情蒋介石；宋子文、宋庆龄则反对蒋介石，同情汪精卫。为此，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宋子文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老实说，宋家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宋子文，根本看不上蒋介石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在上海滩不过是个靠着青帮势力的混混儿，而后靠着曲意迎奉孙中山和一点点手腕，居然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即使如此，宋子文还是看不上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所谓军队，认为那不过是一帮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所以，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就开始努力为武汉政府工作，认为那是合法的革命政府，是代表他希望的政府。1927年4月初，宋子文曾到上海，力图勾通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武汉政府的关系，像当年他父亲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现在的汪精卫政府。但上海金融界更看好的是蒋介石，认为蒋氏拥有军权，而且又在上海附近驻军。他们想把钱借给蒋介石，当时宋子文劝阻未果，便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从中阻止。蒋介石得知后针锋相对，他不同宋子文商量，派了自己政府的财政官员到处筹款，并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宋子文回到在上海的家中，大骂蒋介石是个流氓，但却没有得到家人的响应。此时，孔祥熙、宋蔼龄积极投靠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朗，宋蔼龄还在积极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然，宋蔼龄也没忘记宋子文。这个宋家的长女，在父亲去世以后，就一直想为重振宋家的势力而绞尽脑汁。她是最早看出蒋宋联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的人。于是，她不但不随着宋子文骂蒋介石，反而劝宋子文到南京政府任职。
“什么？叫我到南京任职？”宋子文听到姐姐的话后顿时把眼睛瞪得溜圆。
“对。汪精卫没有军权，成不了大事。当今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民党完成统一大业。”宋蔼龄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蒋介石是个独夫党贼。他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自恃手里掌握兵权，就公然和大多数人做对，这和袁世凯当年威逼孙中山下野有什么两样？”宋子文仍不依不饶。
“子文，”宋蔼龄继续劝说道：“这完全是两码事，袁世凯是想复辟封建王朝，蒋介石则是想北伐。”
见宋子文想不通，宋蔼龄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子文，你好好想想，苏俄支持共产党北伐，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完了帝国主义就要来打我们。汪精卫靠他们能靠得住吗？再看看李宗仁、白崇禧，完全像是土匪一样，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国家将来能靠他们吗？不错，现在是群雄逐鹿，各霸一方，但战国最后为什么被秦始皇统一？蒋介石现握有50万北伐军，谁人能比。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崇敬欧美文化，并正在想方设法和欧美国家打通关系，对咱们宋家也极为看中。那天他亲口对我允诺，你若能到南京，他就任命你为财政部长，让咱们宋家主宰财政大权。中国有句老话你不是不知，‘良臣择主而仕’，只要咱们宋家能和蒋结上亲，这将来的天下……”
宋子文听了姐姐的这一番宏论，虽不能完全同意，但也确实打动了他。特别是共产党要革资产阶级命和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他觉得有些道理。苏俄目前支持国民党，无非是想借国民党之力打击欧美在中国的势力。如果欧美在中国不支持军阀而支持我们，那苏俄还会支持国民党吗？但蒋介石这个独夫也太嚣张了一点，刚刚有了点权力就忘了自己是老几。想当初来家支持孙中山闹革命闯天下时，你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小卒子，现在竟敢封了我在上海的办事处！即使让蒋介石的政府合法化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然他大权独揽，指不定要干出什么倒行逆施的恶事来呢！
就这样，在孔祥熙和宋蔼龄反复劝说下，宋子文终于明白汪精卫绝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不管蒋将来能不能成功，应先到上海。当务之急是利用蒋的军事力量保护住家业。上海、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列强投资最多的地方。保住上海就保了天下，失了上海就失了天下。宋家应团结一致，用自己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影响和说服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终于，宋子文答应了以宋蔼龄为首的家族亲蒋势力，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并去武汉充当说客，说服那边的人同南京合作。
1927年7月20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对汪精卫说，蒋介石并不是想取你而代之，只是希望你能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同南京联合，组成新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也开始琢磨了。蒋介石是铁了心反共了，如果再和共产党合作，就必然要和蒋介石成为对立面。只是，我汪精卫如果也反对共产党，蒋介石能使我得到什么呢？……
宋子文在当晚还找到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转答了母亲、宋蔼龄、宋美龄及孔祥熙等人的“问候”和劝告。但和汪精卫不同，宋庆龄当时就坚决拒绝了宋子文的要求，她表示决不同蒋介石合作，决不到蒋介石的政府里任职。
正像孔祥熙来蔼龄和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声称把蒋介石开除党职的汪精卫不过是个懦夫，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哪里会坚持什么原则。原来的剑拔弩张就像是一场戏，下了台卸了装他和蒋介石又成了朋友。汪精卫妥协了。他提出了几条保全面子的办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他个人能重享荣华富贵。对蒋介石而言，这几条可以说是在乞求了。
据说，当时汪精卫的条件是：南京政府必须重新选举，并由武汉政府提出迁都南京。在新政府中，蒋介石掌握军权，而汪本人则应掌党政大权。
汪精卫立场变化之快令人咂舌，宋子文到武汉后的第二天，汪氏便同南京蒋介石达成了协议。难怪抗战爆发不久，汪精卫便很快地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汪精卫的这些条件，蒋介石喜不胜收。这实际等于承认了他的先斩后奏，承认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承认了他有主宰中国政局的力量。南京和上海当时已成为蒋的势力范围，你汪精卫到了南京，就好比是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是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又能怎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是“暴徒”。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使中国革命再次受到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蔼龄则在促使“宁汉合流”中，在争取说服冯玉祥的过程中，均有上乘表演。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因“北京政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待北伐开始时，冯已号称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且宁汉对立公开化后，冯玉祥表示，对蒋江双方都没有厚薄之见，一视同仁。而且在宁、汉两个政府中，他都派了代表，两个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也都照收不误。
1927年6月，冯玉祥约汪精卫到郑州会谈。汪精卫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并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冯玉祥当然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但对汪精卫也没什么好印象。他崇拜的是孙中山和廖仲恺，可惜他们都已逝世。因此，对汪的劝说，冯玉祥的回答只是希望江蒋二人能以国民革命大业为重，继续北伐，停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汪精卫为了表示对冯玉祥的信任，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做为答谢，亦表示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这，着令蒋介石寝食不安。蒋介石最看中的是军力，如果冯玉祥的这30万大军真跟他较上劲，他蒋介石还真做难。且不说这仗能否打胜，要是段棋瑞再和冯玉祥挂上钩，他蒋介石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当时蒋介石急在眉头，孔祥熙急在心头。他找到蒋介石说，他和冯玉祥曾有过交情，能说上话，愿前往冯处游说。此外，他觉得冯玉祥未必就真会听汪精卫的指挥和蒋作对，冯无非是觉得形势不明朗，想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
孔祥熙和蒋介石秘密商讨后，便赴河南去见冯玉祥。几年前，孙中山得到冯玉祥有革命倾向，曾派孔祥熙前去联络，当时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所以这次孔祥熙来，冯玉祥自然欢迎，以礼相待。孔祥熙虽不擅言辞，但对大是大非倒也说得明白。他给冯玉祥分析当今天下之事，指出只有国民党能得人心得天下。各派军阀虽雄踞一方，但思想保守，利益冲突；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像战国七雄战到最后终究要被消取。而在国民党中，惟有蒋介石能得天下。孔祥熙向冯玉祥分析了当时蒋已占尽的天时地利，汪精卫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压汪和蒋联合，才是当务之急。而宁汉一旦合解，则国民革命大事告成。
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蒋介石、李宗仁等和冯玉祥于当年6月20日举行了著名的徐州会议。会议就反共问题达成共识，冯玉祥亦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
同月ZI日冯玉祥向武汉汪精卫发电报，电报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冯玉祥还在电报中提出应让鲍罗廷回国，并督促汪精卫尽快与蒋介石谈判沟通。
冯玉样的电报正中蒋介石和孔祥熙下怀。蒋介石当即表示拨赠军费50万元给冯玉祥以资鼓励，还表示从这一年的7月起每月拨给冯玉祥军晌250万，顿使冯受宠若惊。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的对抗暂时出现缓和。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浪。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即又于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暂时远离了国内政治漩涡。原来汪精卫同意反共后，蒋介石（代表南京）、汪精卫（代表武汉）和李宗仁（代表桂系，当时桂系在蒋北伐后已在南方迅速扩展了势力）在上海会谈，正式组成了“特别委员会”以接管国民党政权。汪精卫未能在“特别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就又重回到武汉，勾结军阀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李宗仁也借机“逼宫”，要挟蒋介石要么交出兵权，要么出兵消灭汪精卫和唐生智。蒋介石一看事情不妙，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硬把个烂摊子甩给李宗仁。
同年10月下旬，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方（蒋介石未曾料到的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下令讨伐唐生智，宁汉双方再次开战。不过上次是唇枪舌剑，纸上交锋；这次则是真枪实弹、血流成河的较量了。
此时的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穿梭于宁汉之间，希望双方停止战斗，又西去太原老家说服阎锡山和冯玉祥不要参与李宗仁与唐生智的纠纷；他已汇同各方联合发出通电，希望双方息事宁人，并希望蒋介石速回南京复职。
1927年10月，唐生智军大败，李宗仁虽胜犹败，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这一年的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抵沪后即拍电报给汪精卫，希望与他到上海共商党务。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海相见，原来的深仇大恨已被桂系的干扰驱散。他们达成共识，由蒋出任总司令，由江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便共同对付桂系。
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内就有人对汪精卫进行弹劾，说汪是变化无常的势利小人，不能一心为公而只想个人争名夺利，一旦当不上主席就去勾结旧军阀反对革命，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无奈只好再度出访法国，以求暂避锋芒。于是，蒋介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又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重新控制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这段历史给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尽的课题。孔祥熙自不必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明争暗斗中，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蒋介石充当说客，为协调蒋汪之间的矛盾可谓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但当时在中国颇具实力的几派中，蒋、冯、阎及桂系的表演却如同走马灯一般，转换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宁汉又合又斗，冯玉祥则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