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它们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方面迅速寻找新的代理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们把目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
蒋从南昌到安庆，他一路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随后直奔南京、上海，准备执行更大的反革命叛变计划。
1927年4月1日，因与蒋介石有嫌隙而辞职赴法的汪精卫，由国外回到上海。当即由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出面，邀请汪精卫下榻位于西爱威斯路的孔氏公馆。
当晚孔祥熙夫妇又在其寓所宴请汪精卫与蒋介石，以促成汪蒋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精卫能够留在上海参加他的所谓“清党活动”，汪精卫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并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来解决“党事纠纷”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出现，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同年4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公开斥责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罪行，并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于是，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蒋记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据了闽、浙两省全部和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
1927年4月22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共计见人联名讨蒋，武汉与南京之间形成对峙局面。随后双方一齐开始争夺拥有重兵的冯玉祥，而冯玉祥本人对武汉、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均采取接纳的态度。
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峙期间，孔祥熙竭力为蒋介石奔走效力。初夏的5－6月间，正值北方热浪袭人。孔祥熙冒着酷暑，不辞辛劳地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帮助蒋介石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6月20日…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在徐州举行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由冯玉祥通电武汉，并在电文中将武汉国民政府称为伪政府。当即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阁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冯还敦促武汉方面“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之外，余均可合二为一”。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最后冯玉祥希望武汉方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至此，在孔祥熙的通力协作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功告成。
南京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将武汉政府司法、交通、财政部部长徐谦、孙科、宋子文等人一律免职，并责令其他各部部长应即表明立场。
同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担任武汉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在上海。面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强大压力，宋子文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适时，武汉国民政府不断派人来沪，促使宋子文回武汉。而南京方面则通过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施加压力。宋子文每次去西爱成斯路孔宅时，都会陷人孔氏夫妇的“围剿”之中。最后不得已，宋子文躲入了莫里哀路宋庆龄的空房内，不想却又受到青红帮的监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宋子文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宋子文决定留在上海，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带着蒋介石交予的使命回到了武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们抛开共产党和鲍罗廷，并同南京方面合作。宋子文同样将这一要求转达经宋庆龄，并声称这是他们的母亲、宋蔼龄及孔祥熙的意思。但当即遭到了宋庆龄的严辞拒绝。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却同意了蒋的要求，并由宋子文密电孔祥熙。宋在密电中详细说明了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全面子的办法。孔祥熙将电文转给了蒋介石，蒋命孔祥熙于13日回电宋子文日：“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希望再商定日期交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了“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血腥口号。顷刻之间，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但其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即发生新的勾心斗角。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又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同年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随行有亲日派人物张群等人。
当彼之际，孔祥熙又开始四处奔波，各方为蒋说项。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通电，呼吁国民党内部要以“精诚团结，共同合作”为主，孔祥熙的这一呼吁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群起响应，一时间请求蒋介石回京复职的呼声愈来愈高。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1928年1月，蒋介石再次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次月蒋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全。
在这场南京、武汉势力的角逐争斗中，孔祥熙竭尽所能效忠于蒋介石，并多方为其奔走和周旋。终于，他以其尽心竭力的“忠诚”和办事的委婉温厚，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
3．宁汉合流的肮脏内慕
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又回到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此时，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棋瑞仍想欺骗人民，便组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想以此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从而巩固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孔祥熙觉得在“中俄会议”中无事可做，便于1926年初离开北京，飞到美国进行了大半年的考察。
这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又一次大革命的前夜。从形式上看，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以段棋瑞为代表并被各国列强承认的在北京的反动政府，一个是在广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代表新兴阶级的革命政府。在这两个政府内部，又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派系的争夺和斗争。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同年10月，国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残部，实现了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江西重创孙传芳。一时间，北洋军阀节节败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
1927年1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他的夫人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国民革命军在控制了南方数省、特别是浙江、上海后却停止了北伐。当时，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棋瑞，而是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亦即不愿在汪精卫手下当个二把手。在没和汪精卫摊牌之前，在没有按他的意志统一国民党之前，在没有绝对控制全部军权之前，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顿时公开化了。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他随即便到了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威斯路宋氏家族的住宅拜访了孔祥熙夫妇，希望孔氏夫妇能支持他。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孔祥熙面临着选择。
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1913年宋教仁将其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后不久，便被袁世凯暗杀。1924年孙中山下决心重组国民党，实行新的“三大政策”。但不幸于1925年孙中山也病逝北京。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被公认为接班人，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的矛盾日趋激化，后终于酿成于1926年的廖仲恺被暗杀。
蒋介石借北伐和廖被暗杀而地位迅速上升，但当时他尚并不是公认的领袖和“合法”选出的主席，而汪精卫却是。当时从名义上和形式上，汪精卫代表着国民党和原来的广州革命政府；再则汪精卫也拥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当时由苏联影响控制的共产党和在北伐中膨胀的桂系军队都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虽然由北伐捞到了政治资本，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毕竟势单力薄且名不正言不顺。
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多年，和宋蔼龄结婚后又一直效力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看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此时，蒋介石的拜访更使他对未来感到迷茫。
但宋蔼龄却当即态度鲜明。她在蒋介石走后劝孔祥熙承认蒋介石是很有潜力的政治领袖，况且当时蒋介石正在和宋美龄热恋。只要蒋宋联姻，蒋家的军队和宋家的金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当时宋蔼龄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说服汪精卫同蒋介石联手，并认为他们的矛盾再大也没有和张作霖的大，他们的矛盾再深也没有和孙传芳深。只要蒋汪携手北伐，国民革命大业即可告成。
孔祥熙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他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中国必须由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治理、来统治。可这许多年来，他目睹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状况，深感军队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而军人一般都缺少现代的民主思想。军队要打仗，就要讲纪律、讲服从、讲统一意志，而这样的土壤必然培育出独裁而不是民主的种子。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人们都已逐渐看出了他独裁武断的本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不独裁武断，他怎能统帅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宋蔼龄说，他们将来可以在政府里影响甚至控制蒋介石，当然这恐怕是幻想，因为蒋介石需要的是奴隶和工具……但汪精卫行吗，他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靠一次所谓的“谋杀”大捞了政治资本，靠一支笔写了几篇文章倾倒了一部分青年，靠察言观色和伶俐的口齿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可这样的人能成为党的领袖吗？缺少大气魄，缺少大胸怀，缺少决断的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汪精卫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不会讲英文。在北京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孔祥熙虽然觉得汪精卫有几分才气，但绝对缺少共同语言。孔祥熙还觉得汪精卫这个人很虚伪，有时又很傲慢，但汪毕竟是国民党全国代表正式选举出来的主席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紧要关头的确就只有这几步。孔祥熙当时已经47岁，已走过了人生道路的一多半，所以他不愿再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做赌注、去冒险。
但宋蔼龄和孔祥熙的性格完全不同。孔祥熙喜欢静，她喜欢动；孔祥熙喜欢稳，她喜欢“乱”；孔祥熙不愿冒险，而她最喜欢探险和下赌注。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如鱼得水似地成了一个人物。自从跟随孙中山以来，她还从没有找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当时，她正在进行着一桩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即促成蒋宋联姻。当然，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她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帮凶和重臣，并且也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填写了不那么光彩的一笔。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但他们既相互需要，又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特别是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心眼儿里反对。他到苏联考察，对那里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无奈那时羽翼未满，需要仰仗孙中山的威望。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反动本性日益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控制了江浙一带后，他决心依靠上海的青红帮和江浙一带的财阀，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但他希望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这样在名声上要好听得多。不过他在反对共产党上却决不妥协，如果汪精卫要继续保持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宁可摊牌一决雌雄。
当天晚上在孔祥熙、宋蔼龄的宴会上，蒋、汪二人表面上谈笑风声，孔床二人也频频夹菜敬酒，活跃气氛。酒过三巡后，蒋介石终于谈到了正题，希望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清党”；并说共产党建立苏俄之目的和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南辕北辙，如不进行“清党”而继续北伐，必然养虎成患。等共产党在北伐中翅膀硬了，他们就会来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
汪精卫则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共产党不过屈屈十几万党员，根本构不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恐怕是蒋介石想假借“清党”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并篡夺国民革命成果。于是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实行‘清党’事关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
当时闻听汪精卫如此说，蒋介石不禁暗自骂道：这书呆子！等你讨论明白的时候，人家早跑得跑，藏的藏了，你还能清着谁？
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了要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要取汪精卫而代之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为了稳住汪精卫稳住共产党，他旋即在上海公开发表了一个“拥汪通电”。同年4月4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的第二天，汪精卫在上海也发表通电，声称他与蒋介石、张静江及各军事领袖举行了重要会议，决定一致合作；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宜，并要求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以纠正。
随后，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直赴汉口。
汪精卫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几分信任也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当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劲敌在孔祥熙和宋蔼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