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借过甚，故常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从此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心腹人物。尽管如此，孙中山仍然并未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为蒋介石安排重要的职位。
同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曾数次电召蒋介石赴粤。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寄给孙中山，对当时的时局、军事准备、北方出师准备、处置四川、军费预算、军制、外交、筹备兵工厂、修建粤汉铁路等九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意见。是年的4月8日和21日、7月20日、11月16日和12月17日，孙中山先后数度给蒋介石致电，催其南下，共商西征之事。
1922年3月ZI日，粤军参谋长邓铿惨遭暗杀，陈炯明加紧步伐策划谋反。在桂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力主讨伐陈炯明，巩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而孙中山却寄希望于陈炯明能够悔过自新，主张先行北伐。蒋介石一气之下，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6月2日陈炯明阴谋反叛被发现，孙中山紧急电召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乔装打扮，移至永丰舰上。18日，孙中山再次电告蒋介石：“粤局危急盼速来广同时，汪精卫从上海致电蒋介石：“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
蒋介石见电后于当月25日由上海启程直奔广州，29日抵粤即冒险登上永丰舰。见到了孙中山后，孙中山立刻将海上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登舰后沉着应战，从容镇定。他的到来给处于危难之中的孙中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孙中山曾为此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了二万援军。”
吕月9日，孙中山偕蒋介石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10日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从6月15日至8月15日，陈炯明叛乱事件历时两个月约60余天时间，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在此次平定叛乱的事件中，蒋介石所起的作用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他亦更加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倚重和信赖。自此以后，中山先生开始重用蒋介石，并将蒋介石喻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
1923年3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孙中山又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行成员有张太雷、沈定一和王登云等人。当时，蒋介石一行在苏逗留了3个多月的时间，广泛考察了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蒋介石还特地了解一下苏联军事组织的情况，并参观了苏联的军校以及相关的武装设施。同时代表团还相继拜会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等。回国以后，蒋介石将这3个多月行程及考察资料，写成《游俄报告书》，转呈孙中山，并于1924年1月16日亲抵广州，再次向孙中山作了口头报告。这次考察使蒋介石感到俄国人在对待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上缺乏诚意。这一点，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亦有所论及：“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在当时，正值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初露端倪之际。经过辛亥、讨袁和护法之役，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局势，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革命主义未能施行，革命所以未获最后成功，关键还在于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党和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且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于是，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确定以广州市郊区黄埔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
同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2月1日复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7人为筹备委员。2月6日在省城南堤2号设立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区五部，并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2月吕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两天后开始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不久，蒋介石与廖仲恺联名呈请孙中山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学校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后来，军校又增设政治科，孙中山特命邵元冲为政治教官。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计499人，连同军校的教职员工近千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女士亦出席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自此以后，黄埔军校发展迅猛。其第一期学员虽只有不足500人，但至1927年3月时，该军校学员就已达12万余人。当时，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亲任军校总理，但实际上军校的一切事务统由蒋介石来负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北上途中于北京病逝。临终弥留之际，孙中山特意吩咐由廖仲恺、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共同负责其身后事，并安排蒋介石负责军事方面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上层顿失重心，最高权力结构面临重新划分。而当此之际，蒋介石的突出表现即对孙中山的无限崇敬，并借此标榜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1925年3月30日，蒋介石特作《祭总理文》，文中写道：
“弟子蒋中正，致祭于总理孙先生之灵前日：呜呼！山陵其崩乎！三千学子，全军将士，将何所依归托命耶，二十载相从，一朝永诀，谁为为之。……抚今思昔，瞻前顾后，举凡可歌可泣，可悲可伤，心摧肠断之，终身隐痛，其谁与诉？其谁与知？而今而后，岂复有生人之乐趣乎？……今惟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
尽管当时蒋介石表现得哀痛欲绝，但听其言观其行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在国民党内部就相继发生了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以及“中山舰事件”，及其后的“整理党务案”等等。当时的矛头指向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人，对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众革命运动。此后蒋介石便大权在握，得志猖狂。直至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背叛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革命理想的狼子野心，就已昭然若揭了。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在蒋介石的唆使操纵下正式挂牌亮相。当时，推举国民党右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汉民为南京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实际上胡氏只不过前面立个牌位而已，真正执掌大权的铁腕人物还是蒋介石。1927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大纲》，其中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的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并决定该委员会受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全权总揽一切事务。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蒋介石时代的正式开始。
2．孔祥熙卖身投靠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还是在北伐战争进展顺利捷报频传之际，当时正在美国进行考察的孔祥熙看准“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已到，便于1926年冬天匆忙赶回国内，并迅速投身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大浪潮中。最初，孔祥熙靠着他出色的理财能力，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长，旋又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等职，一时总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此时，孔祥熙以其“最能把握时机”的敏锐洞察力，开始捕捉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新秀，并迅即将目光落到了当时正统率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身上。当然，孔祥熙的这种政治赌博，其最终的押宝决定，也还是孔夫人宋蔼龄作出的。
据说当年孔祥熙夫妇曾就孙中山身后谁为接班人问题，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当时孔祥熙认为：“那不是秃子头上明摆着的事情吗？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不都是先生的副手么。还有那位老资格的张静江，也算一个。”夫人宋蔼龄打住他的话头说：“你的目光短浅了，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看这个事情很复杂，你说得那四个人，我看都未必。”
“那依夫人之见呢？”孔祥熙忙问。
“我问你，如今谁在掌握军权？”宋蔼龄故意卖着关子。
孔祥熙当即一怔，搔着头皮半晌答道：“眼下握有军权的人，当然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了。”
“正是他呀！”夫人宋蔼龄终于为丈夫的聪明惹出笑脸，“蒋介石这个人你可千万不能小看。他作事圆滑，上海青红帮那里又有一定的势力，眼下又军权在握。我看他这个人野心不小。恐怕最后最有实力接中山先生班的人，也就是他蒋介石了。”
孔祥熙听完再一琢磨，不禁也会心地笑了：“倒不是没有想到他，只是总觉得在党内老资格人物面前，他还有些嫩。不过眼下经夫人一提醒，我倒真觉得此事八九不离十了呢。”
但当时宋蔼龄尚有些发愁的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路靠上蒋介石。幸而后来，蒋介石死追宋美龄，才给了宋蔼龄和孔祥熙两口子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再说蒋介石此时，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此前他已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获孙中山的信任和倚重，并荣登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尽管已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他的政治野心却并未因此得到满足或者遏止。恰恰相反，尤其是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一下便膨胀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之日起，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重对自己队伍的培养了。首先，他在黄埔军校中物色了一大批亲信。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政变的资本。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布置他的嫡系部队进兵东南各省，趁革命形势高涨和敌人内部激烈分化的时机，他收编了大量的军阀部队，扩大自己的武装近20万人。
1926年冬天，蒋介石到达南昌后，这里旋即成了拍卖革命的交易所。当时各派云集南昌活动，有亲美派政客王正廷、亲日派政客且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界要员黄郭、张群等人，一时都成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座上客。美、英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派它们的大买办虞洽卿到南昌和蒋介石谈判，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允诺蒋到南京后援助蒋6000万元的巨款作军晌。于是，蒋介石于1926年12月21日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对“美国表示友谊”并要求美国给予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也派遣大佐永见俊德、松室孝良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其后1927年2月戴季陶和吴铁城二次被派往日本，与日本进行接洽，表示“中国人民永不反日。”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加紧勾结的同时，蒋介石与奉系军阀之间的信使往来更加频繁。1927年1月27日，日本电通杜东京电中说：“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稳健的孙文主义，实现大团结”。
两湖江西之役以后，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黄河流域发展，武汉已成为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将革命形势推向新的高潮，加上两湖初下人心未定，急需政府坐镇领导以巩固胜利，安定民心。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接着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
在迁移过程中，由第一批到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就在第二批从广州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后，原先赞成迁都武汉的蒋介石突然变卦，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留设南昌，并提出于1927年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三中全会。
蒋介石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定都武汉。
同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了正式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决定议案》、《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对人民宣言》《对农民宣言》、《对农民问题案》、《国民革命总司令条例》等一系列决议和宣言。
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特别是支持了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会议提高了党权，限制并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规定了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它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总司令要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高级军官任免及作战动员令等，亦须经军委会决议并提交中执委通过然后再交总司令执行；而中执委常委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大会给蒋介石以纪律制裁，免去了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职务，并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但大会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同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
可以说也从这时起，孔祥熙的立场就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自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等南方大都市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2月一3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并且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初步建立了自己阶级的武装。各地工人阶级积极配合北伐军，参加当地的解放斗争。其中仅上海的工人阶级就为解放上海，从1926年至1927年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篇章。
随着城市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农村的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工作。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迅速全国展开。
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它们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