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棋瑞共同支配且由段棋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所谓中央政权，于是三方之间又形成了既联合又争斗的新的复杂局面。由于当时在北京的三个方面依旧各怀心腹事勉强合作，致使许多事情无法协调并且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最后，三方竟各怀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齐电邀广东革命政府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
接到北京政权三方邀请后，孙中山先生为求得全国的真正统一，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女士是于1924年门月13日自广州出发北上的，一路经由香港、上海且取道日本转赴天津，辗转达一月有余方才于是年的12月31日风尘仆仆地抵达北京。当时，由于多年来艰苦的革命生涯消磨，致使孙中山先生已然积劳成疾，身体十分的虚弱。此次北上又一路辛劳奔波，加之途中因段棋瑞等人公然的卖国谬论所致的一度怒不可遏，待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后，竟突然病情恶化以致一病不起。当即送他到协和医院诊治，即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本来已先期到达北京的孔祥熙立即与孙中山先生的随同人士宋子文等四下焦急奔波，延医问药，并协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悉心照料已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当时众人心下一直默默祈祷，企望能有奇迹的突然出现。但至1925年2月以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协和医院的代院长刘瑞恒先生以英文函告孔祥熙，中山先生之病已经不治，其函曰：孔庸之先生转孙先生家属暨国民党员诸君览：
孙先生人本院即发觉所患癌最末时期，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诊断正确，病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
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
2月17日下午1时
1925年2月24日午后3时许，医护人员出来吩咐准备后事。当时在场的人在征得孙夫人宋庆龄同意后，一致公推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等4人进入病房，拟征询中山先生的最后遗嘱。
当时见几位一齐进来，孙中山先生就问：“诸同志何为？”然后就又闭上眼睛，稍过一会又睁开眼睛继续问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孔祥熙等人一见中山先生如此模样，不禁心酸，犹豫半晌尚无人开口。又过片刻，还是汪精卫按捺不住，上至近前对孙中山先生试探着说：“当1月26日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如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尽管当时汪精卫讲得较为婉转，但孙中山先生还是听明白了。他沉默良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何言哉！我病如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惟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当即孔祥熙等4人再次恳请道：“吾等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见中山先生仍沉默不语，汪精卫又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事已至此，孙中山先生便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当即取出所拟手稿，即后来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慢地读了起来。读毕只见孙中山先生微微点头说：“好，我极赞成。”待等汪精卫取来笔具请中山先生签字时，孙中山想想又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待到3月11日孙中山再度病危时，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何香凝以及宋庆龄、孙科等人围拢其病榻前，还是汪精卫将那拟好的文稿呈上去。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无力举腕，后还是在夫人宋庆龄的托助下，用颤抖的手执笔签上“孙文”二字。当时在场的孔祥熙等人，即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
公元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不幸病逝，年仅59岁。
当时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加上同仁中他的年纪稍长几岁且场面上的事较为熟悉，众人便一致推举他为负责人，主办中山先生治丧事宜。并且由他在其西总布胡同的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以存放花圈挽联等。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推定，由孔祥熙、张人杰、汪精卫、林森、于右任、邵力子和宋子文等人，共同组成葬事筹备委员会。
此前的3月19日，宋氏家族为了哀悼亲人，曾小规模地举办了一次丧礼。其后，葬事筹委会又决定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丧礼由加拉罕作主祭人，前司法部长许崇智出面作悼词，当时场面甚为隆重庄严。待至3月24日发丧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人数多达14万余人。孙中山病重期间，葡萄牙公使符立德等外国友人曾前往医院探望。待其逝世后，苏联公使馆还立刻下了半旗以示衰悼。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遗体移发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使整个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天前住送行的，竟有十余万之众，足见各界民众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怀念之深。当时，孔祥熙在中山先生灵前悬挂的挽联上书：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知易行难，并有史言传海内；骨葬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当时，自孙中山先生北上及生病住院到最后病故发丧，其所需费用都是由孔祥熙出面筹集的。发丧之际所需组织和维持，又多是孔祥熙请冯玉祥将军协助解决的。而后为了安排丧事，孔祥熙又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孙中山先生晚年弥留之际以及先生身后的善后安排上，孔祥熙的确是出了大力的。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当时国民政府为此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奉安大典，孔祥熙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迎接指挥，兼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南京中山陵建成之后，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为中山先生又设衣冠冢，即将中山先生衣帽封于碧云寺，于石墙中再筑冢而成。
中山陵园建成之后，孔祥熙曾撰写手字祭文以为纪念，其祭文如下：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钱之辰，爱献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日：
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愈乎四年，青旗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赛，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新大同之速脐，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流施以表德，斩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谏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被美，接清房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职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尘，呜呼尚餐。”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无论当年孔祥熙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多么忠诚谦恭，待先生故去后却几乎同时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尤其是孔祥熙，后来竟一百八十度地向右转，卖身投靠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以至最终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他的一片殷殷瞩望。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再三，扼腕哑然。
第八章 从此人生向右转
1．蒋介石得志猖狂
1926年底，正值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北洋军阀的部队节节败退之际，孔祥熙自美国归来。归国以后孔祥熙直赴广州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一时总揽后方财政大权，以支持北伐前线战事。
当时参加北伐的革命武装力量即广东国民政府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其总司令就是适时年仅39岁的蒋介石。自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经过广东革命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东征两广以及两广统一，还有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当时的蒋介石已经一手独揽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事大权，成为当时左右局面的真正实权人物，且也正在窥视国民党的最高统治地位，伺机企图据为己有。
孔祥熙的此时归来赴穗，可以说正属适时。他平素一向自诩的“做大官”飞黄腾达的绝佳机遇，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由于和孙中山先生的特殊亲属关系，以及中山先生葬事过程中孔祥熙的出色贡献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声望，正应发迹之初的蒋介石所急需，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孔祥熙于是便不再犹豫，正式投靠了彼时正冉冉上升的民国新权贵蒋介石。自然，其整个的许身投靠过程，亦少不了孔夫人宋蔼龄背后的一手策划和怂恿。
却说那蒋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出走江湖之后方改名为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引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一个平常的商人家庭。
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小镇，位于四明山的南麓，距宁波市仅几十公里，距奉化约15公里。是通往新昌、坪县、余姚以及郊县的交通要地，亦是附近几个乡镇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地四周群山怀抱，九曲剡溪绕山而至，景色秀丽，风光磁妮，显然一个人杰地灵的不凡之处。相传当年的溪口有十大景致，如奎阁凌霄、武储浪暖、平沙芳草、碧潭观鱼、松林晓莺、溪船夜掉、锦溪秋月、雪峰晚照、屏山雪雾、南园早梅等等。而蒋氏的祖宅，就坐落在溪口镇那条长不足数里的街上。
根据《武岭蒋氏家谱》所记载，蒋介石的祖先可以上溯至五代时期后梁国的“摩诃居士”算起。所谓“摩诃居士”本名蒋宗霸，字必大。据说此人心地慈善，行为温谨，口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乡人都称他为蒋摩诃。蒋摩河在宁波小盘山上结庐而居，潜心佛事，自称“摩诃居士”。
蒋宗霸一支向下传承，至蒋浚明一代，才迁至奉化禽孝乡三岭。蒋浚明生前最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这即使在蒋氏家族以后的子孙中也是最为显赫的，所以蒋家们堂的祖宗牌位就是从蒋浚明供起的。
到了蒋家第十六代传人蒋仕杰时，举家由奉化禽孝乡三岭迁至武岭，世世代代皆以务农为本，此后300年间，再没有一个人外出做官。待到了蒋家的第二十六代传人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时，开始弃农经商。
根据《蒋氏宗谱》记载，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又有称蒋玉表，“清嘉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子时生，光绪二十年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午时卒”。蒋斯千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昭过继给其兄，次子肃庵，即蒋介石的父亲，又有称蒋肇聪。蒋斯千在溪口镇上开设了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店铺，称“王泰盐铺”，主要面向雪窦山地区的乡村山民，生意颇好。
蒋肃庵22岁那年，蒋斯千将店铺传给儿子经营。由于肃庵的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经营有方，王泰盐铺的生意日亦兴隆，家业小康。设于溪口中街的店铺颇具规模。除盐铺之外，蒋家尚有薄田30多亩，成为当地十甲户之一。
蒋肃庵前后共娶过三位妻室。元配徐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卒子光绪八年二月。继配孙氏，生于咸丰五年六月，卒于光绪十二年十月。蒋肃庵的第三位夫人王氏，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母，生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卒于民国十年（1922年）六月。
这位王氏夫人名采玉，是与奉化毗邻的峰县葛溪人。据《王氏宗谱》记载，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卒于清咸丰六年十月，为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就是王采玉的父亲。
王采玉是王有则继室所生之女，自幼聪明伶俐，袭承父教，稍识文字，精于女红。她的祖父王毓庆在世时，曾做过山货生意，为王家积下了一些产业。到了王采玉父亲时，由于王有则不事生产，家道中落，祖业已难以维持家用，常常人不敷出。为贴补家用，王采玉拼命作活，帮人缝缝补补，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18岁那年，王采玉由父母作主，嫁给溪口曹家田俞某为妻，曾育一子，少而夭折。不久丈夫俞某染病身死，王采五年纪轻轻便夭子丧夫，精神倍受刺激。
适逢父亲王有则病故，王采玉回家奔丧，目睹母亲中年孀居，又想到自己年轻轻的便作了未亡人，不禁悲从中来，无限辛酸。从此，王采玉心灰意懒，萌发了适人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的决定得到了一心向佛的母亲的支持，于是王采玉带发修行，遣人空门。王采工人庵以后，一方面拜佛念经，一方面种菜植瓜，粗茶淡饭日子到过得平淡而安稳。
但是，此时的王采玉毕竟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妇，虽然丧夫寡居，遁入空门，但长此已往却并非一件妥事。当时许多人纷纷劝其趁年纪尚轻，早早改嫁他人为是。又有一相面人说王采玉生就一副福贵之相，日后必会母以子贵，光耀非凡。闻听人言，王采玉不禁思绪纷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溪口的蒋肃庵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双儿女年龄尚幼，家中无人照料意欲再娶。恰巧，玉泰盐铺的帐房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就回葛溪找王采王母女说合此事。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到溪口，作了45岁的蒋肃庵的第三房继室，并当上了玉泰盐铺的老板娘。
王采玉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顺利地产下一个小男孩，取名瑞元，此即后来的蒋介石。按《蒋氏宗谱》排列，蒋介石为周字辈，故又名周泰，又有志清、中正名。继蒋介石之后，母亲王采工又接连生下瑞莲、瑞菊、瑞青，共二男二女。加上蒋肃庵元配徐氏所生一男一女，组成了一个老少三代的大家庭。
转眼近10年过去了，不幸的命运再次向王采玉接踵袭来，首先是一向疼爱蒋介石的公公蒋斯千以八旬高龄撒手人寰。次年（1895）丈夫蒋肃庵又身染时疫，抛下店铺和年轻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女一命呜呼。是年王采玉32岁，蒋介石年仅9岁。
在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年的时间里，蒋介石的小妹妹瑞菊、幼弟瑞青相继夭折，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提出了分家另居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落在王采玉母子的头上。分家以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及房屋，而王采玉母子仅分得所居祖宅、20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母子靠这份产业相依相傍，艰难渡日。在经历过家庭的不幸变故之后，王采玉愈发地礼佛诵经，同时将她的全部心血用于培育孤儿蒋介石，并对其倾注了毕生的希望，期待他早成大器，光耀门楣。
幼年时期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他在所撰《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据说蒋介石小时候爱动好斗，常常闯祸闹事，不仅街坊邻里对他的顽劣行径叫苦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