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历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乃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孔祥熙举行太谷夏令营时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教授学生的健身运动，和孔祥熙有过一些交情。在修路过程中，赵友琴经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孔祥熙也乐意帮赵友琴出一些点子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的一些人担任工头，并且放假期间铭贤师生也加入了筑路行列，当然也是担任工头。
当时孔祥熙的华洋义赈会的贷款正好是100万元。至于说这笔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赵友琴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些都无人知晓。总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钱雇用灾民，修筑这条由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至辽县之晋东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的修通对当时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间，一次孔祥熙险些断腿。
那次，孔祥熙和赵友琴一同坐车去视察工程。归途中不料汽车坏了，二人只得步行而归。他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饿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我看没有，顶多还一二里”。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
“这么说我们的罪快受完了。”赵友琴觉得有点对不住孔祥熙，“我受这份罪倒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犯不着”。赵友琴不安地说。
孔祥熙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经是汗流泱背，气喘嘘嘘了。但为了面子，孔祥熙硬着头皮说道：“有什么犯着犯不着的，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谈不上是吃苦啊。”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就听孔祥熙一个“苦”字余音未断，紧接着便是一声“哎呀！”
赵友琴一听大惊失色，就见孔祥熙倒在一个坑里呻吟着：“哎呀！我的腿快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在坑里孔祥熙低声说道：“快拉我上来。”
孔祥熙身沉体胖，赵友琴费了很大的劲儿，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华洋义赈会洋教士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匾额上日：“急公好义”。孔祥熙将它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送的匾额上日：“扶危济困”。对于督军的“礼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也对孔祥熙有所表示，他们送给孔祥熙一对功德牌联，上书：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劳”。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派划区传教且各自为教，对教义解释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会主权大部分被外国人操纵，妨碍了教会的发展。为此，孔祥熙决心对教会加以改进。他与刘宝箴等人在太原南有墙街创立了“山西中华基督教会”，为日后基督教在山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后经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一度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一度“同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可谓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和当年的皖、直系军阀段棋瑞、曹锟等不同。这些军阀的形成和称霸，有其原有的反动政治地位的继承性。他们原来就在“北京政府”中任军政要职，以致后来他们的称霸是较为容易的。张作霖则不然。他“既无宦途履历，又与中央政府无因缘”。他的称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这是旧军阀必备的基本条件）外，还靠他有一套比上述军阀更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这种特点，是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提起张作霖，人们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张的亲信杨宇霆说：“张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说：“张是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张自己也有句经验之谈：“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当然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财力的支持，他想称霸东北角逐中原，是根本办不到的。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在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的时候，一些官僚、军阀都以讽刺的口吻称他为“胡帅”。不过，张作霖投入匪帮，绝非偶然。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影响极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间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户。他的父亲张有财，“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小名“张老疙瘩”，生于1875年。张有财因不肯务农，乃带领全家到海城驾掌寺开个小商铺。
张有财是个赌徒。在张作霖14岁的时候，其父在赌场与个姓王的结仇，被人打死。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活更为困窘，乃投奔镇安县外祖家中就食。
张作霖由于受他赌徒父亲的影响，从小即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出人赌场不务正业。进私塾念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辍学。做小买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赔本；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最后他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
甲午战争爆发时，正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不久他就开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后，因为有当过兵的资本，张作霖招摇过市自吹自擂，身价也就抬高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他为妻。不久，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当时，附近一带有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好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和土匪小头目。后来张作霖因当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也像他父亲那样，靠赌博和放赌度日。再后来他毅然离家去找巨匪头目冯麟阁，在冯的介绍之下，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亦即看守绑来的“人质”。后来，他感到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意思，不久也便脱离了这个帮头。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张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议妥，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乃移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安宁、维持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保镖”。
当上中安堡镇“保险队”头目的张作霖，与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发生冲突，张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不但认为张作霖够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当“大当家的”。张作霖为回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接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张作霖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很快懂得了壮大自己势力的门路。他感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他们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响。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当时的众匪帮中，张作霖的特点是政治野心较大，热衷升官发财。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积极勾结绅商“攀权结贵”，以便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
1902年2月，盛京将军增棋决定收编“保险队”，一来补充官军之不足，二来以加强地方之统治。张作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扩大实力，除了率原来所部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总共有300多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一跃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
1903年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响改为由政府发炯。从此张作霖身价逐渐抬高，他再不用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张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袜柴草和金银细软。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当看到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