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宋蔼龄说：
“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
孔祥熙办学一向重视体育，重视学生身体的锻炼，他认为身体是发展智育和德育的基础。所以铭贤学校一向是以体育好而闻名的。1916年春天，山西省举办第一次中学以上运动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孔祥熙倍感兴奋，觉得一展铭贤学生体格和学校风貌的大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在当时认为新的花样，借此机会宣传铭贤也宣传体育的重要性。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只有100多名学生的铭贤学校竟派出了20多名选手前往参加，其规模在各学校中绝对第一。孔祥熙让铭贤学校的运动员穿上整齐的校服，精神抖擞地在太原市绕行一周。运动会开幕那天，孔祥熙又亲率只穿背心短裤的选手们绕场小跑一圈，向观众挥手致意，使整个运动场掌声不断，轰动一时。
在这次运动会上，铭贤学校的选手们夺得了200米跑、400米跑、撑竿跳、掷铁球、平跳和跳远六个项目的冠军。任何一所学校与之相比都相差甚远。于是各学校纷纷派人与孔祥熙联系，拟在铭贤选手中聘请体育教员。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全省的体育而婉辞说，铭贤选手并非专攻体育，他答应代为各校向平。津、沪、宁各大都市延揽大批体育人才人晋，分赴各个学校担任体育教员。自那时起，山西的体育一度雄居华北之首。
1916年夏季，孔祥熙在太谷凤凰山酿泉亭举办了山西全省第一届学生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各校学生欢聚在一起，交流知识，研讨学术，并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加。这次活动使得学生们演讲、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高。
当然，孔祥熙和宋蔼龄回太谷继续办铭贤学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两件事：一件是“发财”，一件是“革命”。
在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中，有重学问、重名望而轻财富的特点。做了铭贤学校校长的孔祥熙，在一般的太谷商人看来已经是富得流油了。但孔祥熙认为经商发财要“志当存高远”，他不能受“一群少年去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类一般百姓的人生哲学的束缚。
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意思是说袖子长善于跳舞，财富多益于经商。
孔祥熙最初经商的资本并不多。据说，山西人喜欢攒银子，集到一定数量就把它铸成1000两一个的大锭收藏起来，称为“莫奈何”，最初是防盗贼的意思。当初孔祥熙就是凭着3000两银子起家，后来竟发展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中的“首富”，足见其发财确实是“有术有效”。
早在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时，他通过和外国传教士的频繁接触发现煤油乃百姓生活之必需，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当孔祥熙听外国传教士告诉他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立刻伙同他的五叔孔繁杏，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磅的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一英磅，共付出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此外，孔祥照后来曾对别人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孔祥熙因为和教会有关系且和美侨较多接近，又因为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有所来往。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定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意外收获。同时也为孔祥熙日后经商积累了资金，为其成为一个买办商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孔祥熙与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该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的约10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股金1万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它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三家私营银行合称为“南四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提倡小额储蓄、举办小额工商放款为招揽业务的手段。抗日战争以前，它在国内各地的分支机构多达80多处，直到解放前夕还尚存40余处。
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华书局面临危机、濒临绝境时，投资人股并渐渐控制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是陆费伯鸿于1872年创办的，最初以出版中小学课本为主，并印行古籍、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1917年因缺乏资金，几乎倒闭。正当此时，孔祥熙以投资相利诱，企图夺取中华书局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但因中华书局旧有股东害怕孔祥熙喧宾夺主，就采取一边利用、一边限制的办法，仅借了大宗款项，来增加书局的资金。
后来书局为了更好地吸收资金，又采取厚发股息的方法，从而资金迅速增加，由初期的25000元增至160万元，后又增至400万元和800万元。期间，孔祥熙逐渐在书局打下了基础。
书局的资金收足以后，又因美金、法币等币制形同悬崖转石，每况愈下，所以中华书局不得不降低股息，中华股票价格也迅速跌落下来。当听说孔祥熙又想收买中华股票时，老板陆费伯鸿对孔祥熙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此孔祥熙说了不少陆费伯鸿的怪话，什么“不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见”、“想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怪话传到陆老板那里后，陆总是一笑了之。因二人相互猜疑，也使孔祥熙收买股票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
直到1941年陆费伯鸿在香港逝世后，孔祥熙马上把自己的亲信李升明扶上台，接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职位。因李升明对孔祥熙唯命是从，孔祥熙由此当上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从此，经过几十年苦斗，中华书局终于完全落人了孔样熙手中。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商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
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孔祥照所办的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家眷又是广东人，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革命了。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1916年元月，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阻挡当时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是年元旦，袁世凯在北京改元“洪宪”并皇袍加身，登基当上了皇帝。从北京传出消息，“洪宪”皇帝特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得到消息后，大为愤慨，当即写了一篇《上袁世凯书》的洋洋千言，发送到报馆公开发表。文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不在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丞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尔，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大有革命者的精神和气概，表明了孔祥熙这个时期是站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与民主这面旗帜的。文章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此文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其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世人一般都知道这份电报给铭贤学校带来了荣耀，同时也为孔祥熙涉足政坛并扶摇直上添色不少。而实际上，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的首功，却应记在孔祥熙的“贤内助”宋蔼龄的头上。实际上，这也是宋蔼龄设计夫君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后，又是宋蔼龄代夫君以探亲为名先走一趟以为铺垫，然后孔祥熙才正式开始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仕途生涯。直到后来，宋子文因挨蒋介石耳光愤而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后，也又是宋蔼龄出面找蒋，孔祥熙才又得到了一顶“财政部长”的乌纱帽，我们这样说，倒并非是贬低孔氏无能，而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的确该有一名非凡的女性。宋蔼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这篇讨袁檄文不仅使孔祥熙出尽了风光，同时也使他与阎锡山之间，就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七章 “山西新政”纪事
1．投奔阎百川
在前面我们已经写到，当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做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作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此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人们都知道阎锡山对山西的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工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却并不详知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阎锡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不得再缠足，已裹脚的要放脚，且“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并且在五台，定襄家乡率先做起。要求同盟会员首先自己带头，村里设立“保安社”定期检查。委任其同乡也是同盟会员和日本留学生康佩瑜负责推行。康佩瑜本人无疑是最早剪辫子的，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康秃子”，他的老婆也是最早放脚的妇女。
“破旧立新”并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一个缠脚妇女，因为拒绝放脚曾被罚了一块银元，有钱人家还要多罚。
清朝统治时代男女必须梳一根长辫子垂于脑后，象征着对新潮代的归顺。不留辫子则被砍头，所以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脑后的“尾巴”自然要割掉。做三百年来传下来的这根辫子突然被剪掉，在一些守旧的中老年人当中首先通不过。有些人怕剪辫子，上街时都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盖上，还有的人跑到偏僻的山村藏起来。但因当时把剪不剪辫子作为革不革命的标志，这样一来男人头上的辫子慢慢的都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放开成了“天足”。
旧中国北方的习俗与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的妇女再穷也没有打赤脚的。阎锡山指示道：
“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的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呀？这样吧，放了脚的女人，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做双袜子穿！”
就这样当时凡是放了脚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两毛钱的奖励。如此一来，放了脚的女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山西人都说：“阎锡山实在管的宽哩，连男人的头、女人的脚他也管。”
对于阎锡山号召乡镇搬掉泥神、腾出庙宇办学堂的主张，守旧之人更是反对。阎锡山的家乡五台一带就曾传诵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初三十三二十三，
河边出了阎锡山，
阎锡山，灰拾翻，
剃了辫子留了洋，
搬了神像立学堂。”
可是等到后来推行国民教育，城镇办起中学和高等小学，农村办起初等小学，人们又夸奖阎锡山做得对了。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学育，可以说是阎锡山主政的一大功劳。继在农村。乡镇举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校，阎锡山在太原创办了一所私立“进山”中学，又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私立“川至”中学和附属小学。
1915年阎锡山私人出资，在河边村创办了两所小学校。学校聘请了大建安举人徐一监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入校学生全部免费。
1918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中学。这便是后来定名为“川至中学校”的私立学校。
“川至中学校”以阎锡山的字百川的川字命名，“川至”名称又有各种解释，川者百川归大海也。
川至中学的校训是：“公毅敏洁”。另将阎锡山对山西全省学生的告谕：“苦学救国”四字刻巨匾悬挂礼堂。
川至中学编有自己的校歌，学生入校都得会唱校歌。校歌的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
川至中学原为五台县立中学，新校址在河边村建成后遂由五台县迁来，改为私立川至中学。1922年至192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曾在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担任教师。
川至中学的成立，主要目的是阎锡山造就家乡子弟。学生主要是五台县籍的，尤其是以河边村人为主。起初川至中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