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敬重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党同志见面，孔祥熙一路阴郁的心清不禁好了许多。“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人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以及宋耀如一家均逃往日本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祥熙追求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日本。
孔祥熙此次来日本，除政治上暂避锋芒之外，还有一个可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当时有人推荐他来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
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他曾几次经历这种遇难呈祥、因祸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时他因生那场大病而得以接触洋人并进教会学校；比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蒋介石那里过早失宠以至一气之下去了美国，才避免了后来国民党政权大陆崩坍之际随老蒋主子一块死一块埋了。这一次同样，假如不是因为“二次革命”过早失败以至他也仓惶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会这份美差也未必会轮到他的头上。
当时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初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其后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也陆续有了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立上海为所属会的中心并设立了总部。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此该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组织还曾帮助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他们永远戒除吸烟的恶习。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留学热，为了适应留学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一片混乱的社会境况，同样在广大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响，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当时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恰好是孔祥熙留美时的同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最后只好被迫辞职。于是教会工作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为此王正廷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罗·莫特推荐孔祥熙来继任并得到了批准。不想莫特的邀请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正中孔祥熙的下怀。
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当时并没有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借一方宝地避避风雨，能干好就干好，干不好也是得过且过。同时也算解了老同学王正廷之围。在王正廷看来，孔祥熙算是对他有恩之人。事情就是这样，孔祥熙无意无奈中的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的校友兼“恩人”，为他脐身政坛步人官场架桥铺路。反过来孔祥熙也要报答王正廷的知遇之恩，曾一度忠心耿耿地一直追随王正廷左右，成为王正廷班子里的一员大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原封不动地接收了王的老班底，并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这也算是继承了王正廷的衣钵。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一方面走马上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之职并管理该会会务，处理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总干事的工作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住房只有十几米大，每月的生活费用主要靠朋友们的支援。孙中山在闭门思过的过程中，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当时的国民党只求人数的发展不计素质的好坏，结果造成了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以致号令不能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心改造这个“一盘散沙”的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组建，当年7月8日在东京举行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准备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当时到会者有300余人，孔祥熙也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他和与会人士一致表示：
“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造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
当时孙中山规定：“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并且还要求每位加入新党同志要捺印指模，以示真诚。当即，廖仲恺、陈其美、张静江和孔祥熙等人表示拥护，并相继在契约上端端正正地按了各自的手模。但黄兴等人对此却持异议，认为这是会党旧俗，有辱人格。当场孙中山先生断然拒绝了黄兴和汪精卫等人的不同意见。他决定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并劝黄兴休养两年以便反省自己。至此，尽管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并无分歧，但在具体的革命方式上两个人可以说是正式的分道扬镳了。不过，当日后黄兴高日旅美行前，设宴与孙中山叙别时，孙中山先生不免对黄兴的离去十分惋惜。当时中山先生即席赋联予黄兴：
“安危他日终须仗，苦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孔祥熙作为一名革命新秀，赢得了中山先生的信赖和倚重。孔祥熙也竟日跟随左右，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负责革命经费的劝募筹集等。也就是当此之际，孔祥熙偶然地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蔼龄。
第六章 天作之合
1．千里有缘来相会
孔祥熙接替王正廷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凭着一股热情和高度的事业心，加之他多年来受西方文化培养熏陶而成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没过多久，那基督教青年会便一改往日沉迷衰败的局面，出现了一派勃勃的生机。而孔祥熙正好也利用“总干事”这一职务之便，遍游日本列岛，广交留日的中国学生，一时间声名鹊起，年轻有为的孔祥熙赢得了社会各方的一致赞许和信赖。
也就在此时，因“后生可畏”之声望吸引，宋耀如亦来孔祥熙处慕名拜访，结果造就了一段后来举世瞩目的美好姻缘孔祥熙和宋蔼龄结为伉俪。
在前面我们曾介绍过，“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宋耀如联袂逃亡日本，因此宋耀如一家在日本也成了政治难民。其时，宋蔼龄基本上已决定辞去孙中山秘书的职务，并推荐了刚刚由美国来日本的妹妹宋庆龄接替她，孙中山对此也同意了。而宋耀如则一如既往地随同孙中山一起，为革命奔走不辍。
在东京的一处寓所里，孔祥熙接待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宋耀如先生，并很快以不凡的谈吐和横溢的才华博得了宋耀如的赏识。据说，那一次会面两个人谈了许多也谈了许久，且越谈越投机，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感。渐渐地，竟一方无意而另一方则有心。宋耀如心里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眼前这位虽然身材不高却水平不低的孔祥熙，倒很合适自己的女儿宋蔼龄啊。想人非非之际，宋耀如竟以岳父的眼光打量起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虽然身材不够理想，但恰好来蔼龄也有些矮胖，尤其是孔祥熙那儒雅渊博的谈吐，虽显老成却亦不失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那一双精明的大眼睛里，更透着一股令人不可小觑的潜在能量。此外，再想到孔祥熙出身孔氏名门，又留学美国笃信基督教，凡此种种在宋耀如当时看来，孔祥熙与他家宋蔼龄都很般配。就这样，因为有了要孔祥熙作东床快婿的念头，当即来耀如竟一再盛情地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去作客。而孔祥熙呢，一来正巧闲暇无事，二来宋耀如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多年好友，如此盛情实在难却，当下也便愉快地答应了下来。当时他哪里想得到，他此一番应邀前往宋家作客，竟遭遇了可说梦中恋人的宋蔼龄，并与之结成了百年之好；而且他的整个人生命运，就此也发生了幸运的转折。
那是191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万家灯火刚刚亮起之际，孔祥熙随同宋耀如来到了宋家在日本的寓所。站在客厅门口，宋耀如显然有些激动地向家人介绍道：
“这位就是孔夫子第75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当时正在壁炉旁的椅子上与蚂咪畅想未来的二女儿宋庆龄闻听介绍，脱口惊讶道：“是圣人呀！”就只因宋庆龄随意地嚷了这一句，后来孔祥熙在宋家便得了一个“圣人”的绰号。这么一个当时曾令他脸上一红，随后也便习以为常甚而常常自认当之无愧的绰号。
然而就二妹庆龄这一句无意的惊讶，却搞得宋蔼龄在旁边不禁怦然心动。当时，她已是23岁了，正是应该考虑终身大事的年龄。而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身材不高、有些微微发福却也显着慈眉善目的男子，不知为什么竟莫名的惹她兴奋。尤其刚才进门时父亲的介绍“孔夫子第75代孙”和“山西首富”之类字眼，仿佛一块磁力巨大的磁铁一般，顿时吸引了她。她来蔼龄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人啊！一瞬间她想起，午后父亲就已捎话回来，说晚间家中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光临，并特意嘱咐宋蔼龄不要离开。难道，这一次幸运之神即将光顾自己？一想到那丘比特的爱情之箭正向自己射来，宋蔼龄脸上不禁红了起来。
好在当时全家的注意力都在孔祥熙那里，并没有人注意到宋蔼龄怎样。
晚宴开始了。宋耀如夫妇有意安排宋蔼龄和孔祥熙坐在自己身旁，以便有意撮合他们两个，席间的气氛倒是十分热烈，大家都是亡命之人，难得有这么一次温馨随和的故人相聚，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投机。那天，除了宋子文和宋美龄仍在美国留学之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到齐了。首先，孔祥熙提起一件往事，说他在美国曾遇到过宋蔼龄。顿时，宴会出现了高潮。
那还是1906年，在美国纽约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当时正在耶鲁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的孔祥熙与正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的宋蔼龄，同时作为客人出席了那次聚会，并因此有了一面之交。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迄今已无法考证了，恐怕双方当时都没给对方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甚至已经全部淡忘了对方。因为据今可考的资料证明，孔、宋二人自美国学成回国后，都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继续运行，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直到8年之后的这一天，同作天涯亡命人的孔祥熙和宋蔼龄，居然阴错阳差地在日本再度会面了。
此真可谓“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那宋耀如本来已经十分赏识孔祥熙了，闻听他这么一说，并且女儿来蔼龄也点头认可确有此事，不免在心下更加坚信这两个年轻人的缘份了。一时间，高兴得他神采奕奕，手舞足蹈，其情绪之热烈顿时感染了席间所有的人。
那孔祥熙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讲着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语，但一遇到国人，他还是喜欢操起那一口山西老陈醋味的口音与人交谈，并且津津乐道。由于山西话中有些发音习惯十分特别，诸如“拿过酒壶壶，俄来满！”还有“俄吃不了这底些，马刻拿走！”以及“一槐人一个花碗碗”等等，席间逗得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笑个不停。孔祥熙毕竟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所以对此并不觉得窘迫，反而益发地淋漓发挥，以活跃席间的气氛。
渐渐地，谈话的中心由宋耀如与孔祥熙之间，转移到了宋蔼龄与孔祥熙之间。因为前面重提过的俩人在美国那一面之缘，所以眼下两个人俨然以故知旧友的身份，热烈地叙谈起来。在旁喜得来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时乐得合不拢嘴：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宋夫人情不自禁地暗下祈祷起如此的天赐良缘来。就这样，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谈到了各自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谈了回国后的革命工作，谈到了早年在教会学校的种种趣事。真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感到彼此相见恨晚。孔祥熙还讲述了自己在庚子年间的种种冒险经历，并且讲得绘声绘色。连宋夫人听得都人了迷，并暗暗喜欢上这个青年人了，认为孔祥熙能干而富有朝气。当晚主客之间谈笑风生，没有半点虚假客套。宋耀如主动告诉孔祥熙，宋家祖籍也是山西。1644年清军入关后局势混乱，才被迫逃往海南，后来在海南岛文昌县的一个小渔村定居下来。如此说来孔祥熙和宋家算是老乡关系了。临分手时，宋耀如和倪桂珍都一再嘱咐孔祥熙：到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必客套。
那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孔祥熙那因为丧偶已然冷却的心复苏了。
宋蔼龄那充满憧憬的芳心也萌动了。
另外有资料记载，那天晚上在宋家的客厅里，孔祥熙和宋蔼龄作了彻夜长谈。但据说，当晚两个人谈话的中心议题却并非谈情说爱，而主要是谈钱。所以后来世人才有宋蔼龄“谈钱得婿”之说。
当时宋蔼龄讲，她从小就有一种“钱这东西真不可思议”的感觉，感觉钱有种神奇的魔力，它常常搞得人头脑发晕，既干好事也做蠢事。讲到这里，宋蔼龄故意问孔祥熙：
“你说到底是人掌握钱，还是钱掌握人？”
孔祥熙当即答说是人掌握钱。宋蔼龄听后不满意地摇摇头。她说当我6岁多一点刚开始上学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钱的重要。钱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你比如说我当时穿得好一点、时髦一点，教师和工友也就自然高看我一眼；我周围也就会聚集一帮好朋友，甚至甘愿听我驱使。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等着瞧吧，我将尽遭白眼。
听着宋蔼龄这样一个小女子如此令人怦然心惊的高论，孔祥熙当下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宋蔼龄自顾在那里继续说道：“后来我去了美国，最初的时候美国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便自然把穷联系到我的身上，并且都不爱理我，不同我交朋友。但后来，我让父亲给我寄钱，寄我们中国的火腿、腊肉还有丝绸……我只用了一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以致当时许多人都来恭维我。后来当我毕业时，她们还在美国的报纸上吹捧我……”讲到这时，宋蔼龄忽然停下不讲了。沉默半响，她才接着总结式地说：
“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好像志向远大的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不过都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所以我说，一个不懂得怎样赚钱的人，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讲到最后来蔼龄表示，她眼下最渴望的，就是掌握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有了这样一笔财富，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修筑铁路和再造共和，就可以帮助天下的穷人摆脱贫困。当即听得孔祥熙是目瞪口呆，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真是与君一席语，胜读10年书哇！
后来，孔宋夫妇果真济命抓钱，并且真的成了“四大家族”的首富。而所以如此，关键恐怕还是宋蔼龄当初对钱的这一番深刻认识的指导吧。
宋蔼龄尽管身处优越环境，自身的条件也很好，但要想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并非易事。和孔祥熙接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