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铲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呼），假如你奉命禁烟，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并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烟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烟民”戒烟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烟。同时孔祥熙提议，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烟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烟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烟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烟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烟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烟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烟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烟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飙乍起
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复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凶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在长江上的“楚泰”号兵舰出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在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被基本消灭，革命军士兵于清晨胜利地攻克总督衙门，并于次日正午占据了武昌全城。其后又迅速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起义士兵乘胜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当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一时间，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12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紧接着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也都纷纷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王朝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也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党方面。虽然，当时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起义各省均不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义直接影响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太原秋村大操场集合500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取得成功。不过，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字百川，又伯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堂名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母亲叫曲月清。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素以“华北屋脊”著称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东北部。是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时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县亦以五台山于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据阎锡山本人讲，他的先祖并不是五台县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来到晋北的，开始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最终定居河边村。而就在距河边村不远的永安村，本世纪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
从阎锡山的曾祖父间兴泰起，阎家家道好转，基本脱离了贫寒状况。而当年阎兴泰的发家，并不是靠种地而是靠经商做生意。到了阎锡山祖父阎青云时，阎家有土地五六十亩，除自耕自种一部分外，与另一家合伙用一家佃户给他们种地，阎青云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还做点小买卖。在当时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生活比较富裕。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除了继承父业外，后以500吊钱的资本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个“吉庆昌”钱铺并雇了一个小伙计，自己做起了掌柜。所以说阎锡山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6岁时，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阎书堂续娶邻村（陈家营村）的陈秀卿为妻，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以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因此阎锡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因为阎锡山是阎家后代的独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抚养，从小就很娇惯。不过，阎锡山虽然异常顽皮，却很聪明，他念私塾时像《百家姓》、《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诵下来。
阎锡山16岁时，遵父命在春天的一个吉日良辰，与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长女徐竹春（字友梅）结婚。
婚后不久，阎锡山便到五台县城里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在“吉庆昌”他很快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和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阎锡山18岁时因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赔本，父子俩两手空空狼狈回家，一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当时，一些债主追到河边村讨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告别了父亲到五台山去当兵。只是，当兵也并没有给阎锡山的前途带来转机。他只是在军队上当了一名马夫。阎锡山认为整天的喂马遛马、担水铡草、清理马圈的活计“不是人干的”，于是他在军队没干多久，就开了小差又跑回家里。
后来阎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轻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阎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当时，阎锡山拜魏老五为干爹，“干爹”把“干儿子”安排在繁华的钟楼街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阎锡山每当在“裕盛店”闲下来的时候，就到处走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距“裕盛店”不远处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四海店”。一天阎锡山串门进了“四海店”，由此而结识了两个青年，一个叫张瑜，一个叫黄国梁。因为三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三人举杯盟誓“桃园三结义”，拜为换帖兄弟。也就是这次结拜，由此而改变了阎锡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复武备学堂，招生时三兄弟一同前往应试。当时应试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了武备学堂录取通知书，阎锡山、张瑜、黄国梁拜把三兄弟都被录取。当即他们又备了一壶酒，举杯庆贺。后来人们才知道，阎锡山的论文写的并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凭他的口试。口试时阎锡山对答如流，没得挑剔，而且精神状态好，很有点军人风度，当场深得考官们的赏识。这样一来他就被录取了。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了两年。1904年他做为武备学堂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后转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然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深造。
阎锡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培养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为同盟会把革命任务分为江北。江南两部分，举事的地点定在江南。因江南离北京较远，革命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易集中反击，而且江南有海口，易于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热情也比江北高。当时按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当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应革命军北上。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的重视。
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对阎锡山和赵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干进行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