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扎军队，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这就使清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12个地方的既成事实。并且在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驻扎。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而清朝廷对于《辛丑条约》的态度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给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各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从而结束了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走卒的罪恶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卖国投降，人民的意愿仍是不可违的。正像仁人志士呐喊的那样：“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时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学院，听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心灵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动了。当时他和李进芳多次商量，认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国将永无宁日。何况文友会当初就立的是“铲除慈禧，恢复光绪的皇位”的宗旨。
再说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人物。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咸丰元年（1851年）例选秀女，16岁的那拉氏被选中，次年5月入宫。她入宫后，深受咸丰帝奕泞的宠爱，被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年）她生了载淳（即同治帝，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于是又晋封为懿妃。翌年，更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立年仅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与咸丰的皇后钮枯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枯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9月，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钮枯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此后人们习惯称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由于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
慈禧在咸丰死后，利用嗣皇帝幼冲的有利时机，诱胁慈安太后并勾结恭亲王奕诉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诸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朝政大权，慈禧一跃成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曾总揽同治、光绪两朝的军国政要，主宰一切。其统治时间长达48年之久，是仅次于康熙、乾隆而位居第三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也是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说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
1894年11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并且局势发发可危之际，慈禧太后却全无心肝地要在北京城举办她“60整寿”的万寿庆典。从这次极度奢侈糜费的所谓“六旬庆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多么的荒淫无道。此正应了当年坊间的一句民谚：“大清国不亡，天理不容哇！”
当时，为了筹办慈禧的这次“生日庆典”，清政府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大肆铺张地进行准备。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装备不行。岂不知，当年装备北洋海军所拨的巨额军费，就全给慈禧挪用修了颐和园了。所以当年在北京某城门口就曾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甚至还有人更加尖锐地讽刺道：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由此反映出当时人民对统治者不顾国难当头而大办“万寿庆典”的无比愤慨。
当时为了举办这次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万寿庆典”，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这笔数目巨大的“庆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部库提拔之款，从“筹备购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腾挪”200万两，“共筹备银300万两，专供庆典之用。”此外，“应由户部行知各直省督抚，量力筹解，以供需要”。这即是“京外统筹”部分，也就是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据档案记案，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报效庆典需银（由官员俸廉银中按二成五厘扣缴）1214100两，报效工需（点景）银共1767400两，两款共计达2985000两。
慈禧这次“六旬庆典”所挥霍的白银总数不下于1000多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人的六分之一。这些银钱，自然不会由王公大员们自掏腰包，而是以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把沉重的负担转嫁于劳动人民身上。慈禧过一次生日，不知有多少贫民百姓绝于生计，家破人亡。她的奢侈享乐和挥霍无度，可以说正是建筑在劳苦大众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以上我们所讲的，关键还不在于慈禧太后当年是多么的腐化奢侈。当时人民的无比痛恨的，还是这个女人误国误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行径。纵观慈禧太后的一生，指她为“祸国殃民第一人”，恐怕是绝不冤枉的。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从一开始慈禧太后和那些投降派大臣，就没有认真准备并真正想和日本一决胜负。就连最初宣战都是被迫的，以至后来一看形势不利，慈禧太后马上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去日本，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特别是割让台湾一款，使台湾再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为了保住个人利益，先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削弱西方列强的势力，后来又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以致数以万计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换来的却是《辛丑条约》更加屈辱地签订，并造成清朝政府最终落在列强刺刀的“监视”之下的局面。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对于这样一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慈禧，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无不希望立杀之而后快。
孔祥熙和李进芳经过多次的商量之后，制定了一个谋刺慈禧太后的周密计划。当时他们认为，只要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立即归政，则形势就会大变，中国就还有希望。
不久，李进芳对孔祥熙说，他已和宫中的一位太监交上了朋友。为了能让这位朋友把他们带进宫去，他要孔祥熙设法筹集一笔钱作为这次行动的经费。也就是贿赂宫中的太监。只要能进宫，就有办法接近慈禧，只要能接近慈禧，就有办法杀死她。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进宫。筹钱好办，孔祥熙假说有事进城一趟，很快就筹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回来交给李进芳。
二人又仔细商议一番，决定采取如此行动：他二人先到紫禁城周围转悠，寻找李进芳所认识的那位太监。待拿钱收买了那个太监后，让他设法把他们带进宫去，然后搜寻慈禧太后并乘人不备甩出事先准备好的炸弹，炸死慈禧。其后再借混乱之际，出宫逃回通州。
于是，这一天孔祥熙和李进芳双双潜人京城，待机行刺。
但他们旋即发现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宫，气势磅礴，占地有22万平方米，周围有3公里长的几人高的宫墙，四角有威严的角楼。一条宽5米的护城河环绕四周，形成了一道森严的屏障。这岂是两个异想天开、赤手空拳的青年所能进得去的地方。
看到这威严的城墙，孔祥熙和李进芳顿时心里凉了一半。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是一落千丈。、他俩装成游人的样子，围着宫墙转了一圈又一圈。望着那进进出出的文臣武将和太监宫女，仔仔细细地辨认再三，可惜就是没有李进芳所熟识的那张面孔。
潞河书院当局发现孔祥熙、李进芳二人几天不见踪影，便派人进城寻找。于是孔、李二人担心的又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担心校方大概已查觉出他们的不轨苗头。加上二人心虚胆怯，看到希望全无，只好悄声返回学校，孔祥熙继续做他赴美前的准备。
就这样，后来讲得很响的孔祥熙“欲谋刺西太后慈禧”一说，当年就是如此简单的草草收场了。
第四章 留美生涯
1．孔样熙漂洋镀金
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按照潞河书院的院规，历届毕业生中各方面最优秀者，院方负责资送赴美进修。获得第一名的孔祥熙和第二名的费起鹤理应获此殊荣，加上特别赏识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极力推荐，很快校务会就通过了孔祥熙和费起鹤作为应届优秀毕业生，被资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
当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国留学；另一条对当时的孔祥熙以及对许多的中国青年来说，应该说也极具吸引力的。原来，《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中国丧失了很多主权但却没有割让一分土地。因为“天朝”的脸面得以保全，昏庸的清朝廷居然以阿Q精神为标榜，搞起论功行赏来了。当时正好实权在握的李鸿章认为，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和孔祥熙大有关系。是孔祥熙影响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进而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又影响了八国联军，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战后李鸿章极力保举孔祥熙，让他出来“参办教案”，并封了一个“帮办洋务”的官衔。李鸿章或许以为，这对孔祥照应该也是颇具诱惑的。
不过在这里，年轻的孔祥熙想的却和李鸿章完全不一样。
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孔繁慈来回奔波，思想深处有着极浓厚的“光宗耀祖”的“大志”。孔祥熙从10岁进太谷仁术医院治病，11岁到15岁就读于华美公学，16岁至20岁只身到潞河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这中间每次都要经过他自己顽强的苦苦拼搏奋斗，都需要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冲破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阻碍，包括他的特殊家族的指责，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些经历都给孔祥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孔祥熙的脑海中了。所以，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孔祥熙都非常珍惜。可以说。他这些年来每次都是怀着对基督教十二分的真诚，去接受传教士的传经布道，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
孔祥熙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知之不少。经过对中西文化的反复比较，加上他在潞河学院读书期间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他对当时中国发展之大趋势，心里已然是非常清楚。所听的、所见的和所亲身经历的都使孔祥熙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成落败之势，不能适应今天世界发展的需要了。只有打破中国几千年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局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华夏才能进步，民族才能自立，人民才能获得新生。此时正处敢想敢干的年龄段的孔祥熙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决心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所以，当李鸿章盛情邀请孔祥熙“参办教案”时，却被孔祥熙婉转而坚定地拒绝了。这在李鸿章看来的确是很不能理解的。实际上，孔祥熙和外国传教士接触，劝其影响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的计划，更多的成分里出于一种“热爱家乡和保护家乡”的人之本能。当时，孔祥熙要在山西乡亲面前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
既然李鸿章对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为孔祥熙更多地接触李鸿章创造了机会。对此，孔祥熙也就必然会对自己的未来留学美国，设计出多种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贫穷落后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几遭蹂躏，使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心灰意冷，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学看成一条最为理想的出路。当时许多聪明的青年人，都拼命地上“洋学校”、学“洋知识”，认为有朝一日出国留学后身价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变相的时髦的洋科考。
实际上留学和科考是不一样的。应赴科考，只需下决心熬过十载寒窗，或十一载或更长一些，苦读圣贤书，到时多能金榜题名而青衫换紫袍。出国留学就不一样了。虽然想出国留学的人很多，但最终能成行的人却很少。因为留学需要大量的钱。日本离中国最近，当时费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来也要五六百块大洋。留学西洋就贵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块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读硕士、博士，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白花花的银子作后盾，就只好是望洋兴叹了。
清末的留学生，以经费来源上分，大体有官费、自费和公派3种。首先是“官费”：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有了洋务之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政府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科技。当时因为是刚刚开始，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二是他们也不相信洋人的东西就一定能强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时出国留学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为自己负担不起学费，费用自然要由国家负责。真要由自己出钱，他们也就出不去了。此为官费生。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看到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长而且官运亨通，且日渐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从此官费留学生就成了这批有权官僚垄断的一种专利和特权了。他们从反对自家子女出国留学到利用特权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以培养他们和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这里说明了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也证明了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其次是“自费”：官费留学被达官贵人垄断后，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谓的“土财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国留学，将来学业有成归国后好继承自己的事业，或当官发财超过自己以光宗耀祖。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这样一来就有了自费留学生。
最后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没钱，这样的学生要想出国留学，就只有走最后一条路亦即“公派”了。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较贫苦，家里无权无势无钱，只好依靠传人中国的各类教会，皈依洋教并到教会学校读书学习。因为在校期间认真刻苦，努力读书，让学校觉得自己有培养的价值。而这些传教士所在的国家也愿意出钱培养一些中国青年。培养他们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类学生一般通过公开招考，教会学校保送，宗教团体推荐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会有关系的各大学去学习，享受助学金待遇。毕业后仍回中国充任神职。是为公派。
孔祥熙拒绝李鸿章的邀请，下决心出洋留学后，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官费留学。要想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