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与“文友会”的斗争方式不能等同。兴中会一成立，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决心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而“文友会”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斗争方式，因为缺少经费并且人员不足，其反清目标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社会影响更无法同日而语，兴中会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它的影响下，中华大地才先后出现了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等一批革命组织。兴中会也是后来形成“中国同盟会”的三个主要团体之一。
而“文友会”则既无组织联系，又无斗争方略，并且活动亦不定期，几乎谈不上什么较大影响。它只是一个由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并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识青年，自发组成的维护光绪皇位的保皇小团体而已。
以往潞河书院的传教士每次外出讲经传道，都要把孔祥熙带在身边，以增加基督教的“宣传价值”。面孔祥熙也凭着自己的家世、成绩和口才成为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当时，每当孔祥熙往讲经台上一站，传教士就会对着“观众”洋洋得意地介绍说：
“列位请看，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人氏……”
而当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看到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以及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后，联想起在家乡那天亲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关北上的凄惨景象，孔祥熙不禁萌发了爱国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为随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某日，当传教士依照习惯又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孔祥熙假借此机会，利用自己的“宣传价值”大声疾呼，抨击朝政。其情绪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郁闷而后快之势：
“现在的政治，祸国殃民，腐败不堪！王公亲贵执政，昧于事理，愚蠢万分。倘若再不革新变法、彻底改造，我们炎黄子孙，来日何以自拢？地大物博之中华，又将何以立国？”
孔祥熙此时态度的大转变，让站在一旁的传教士大惊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里，随便讲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论，一旦被告发，不仅要招致杀身之祸，还要株连他人。所以那位传教士急忙拦阻孔祥熙继续说下去，并把“讲经会”草草收场。
归途中那位传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国正处于专制统治下，你怎么可以如此抨击政府和权贵呢？你不怕惹事？须知连累了我们也一样的会有大祸临头的。”
孔祥熙听后若无其事地耸耸肩道：
“老师，你叫我别往下说，我不是已经听从你的劝告，停止讲演了吗？”
渐渐地，外国传教士谁也不愿意带孔祥熙外出讲经传道了。偶尔带他出去一次，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地一百个不放心。最后，校方为解决孔祥熙激进言行问题专门开会研究并正式决定，此后不准他再出去参加布道。
一位潞河学校的教师，和孔祥熙关系较好的美国女传教士麦美德，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麦美德女士说：“你在外面所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以为这种行为很不好。宣传圣道，只可以讲解《圣经》，决不许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评朝廷官吏。”
孔祥熙听后答道：“但是，那些话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觉便冲出口来，你又叫我怎么办呢？”
麦美德：“孩子啊，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生长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你必须为你自身的安危着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后万一有话非说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点，隐讳一些，最好是笼统地讲些道理，不要引证朝廷所作所为的种种事实。你应该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登台演说，原意是为主作证，我们不需要批评政治，也无须跟谁作对。”
孔祥熙听后，连连称是后诺诺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头面对民众，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麦美德和其他老师，都拿孔祥熙没有办法。
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在老师和学生、教与学这对矛盾中，老师具有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老师让学生干什么，学生就要干什么；老师让学生怎么干，学生就要怎么干；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师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头巷尾不再允许孔祥熙发表反清救国的“过激”言论，宣讲“反清”的讲台，就被他搬进了课堂。孔祥熙凭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别出心裁在课堂里大谈救国宏论，做一些让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难以容忍的事情。
1898年冬季期末考试，国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石蜡大义灭亲》。说来也巧，老师讲授《春秋》时，孔祥熙生病缺课，对“灭亲”内容一无所知，因此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孔祥熙思考了一会儿，决定要改题目。自拟了一个《振兴教育为富国强兵之基础》的题目，挥挥洒洒写了一大篇。
国文教员是位思想守旧的老先生，本来对身为圣人之后的孔祥熙极为看重，大抱希望。岂料他拿过作文一看题目，不禁大为光火，毫不客气地拿起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丶。结果，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的国文成绩为零分。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人和女人永远都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尽忠守节，并且承认此事天经地义。就连济世贤明的孔夫子孔圣人都认为，一切祸端均源于女人。所以他警告男人，要谨防女人与自己平等。万想不到两千年后，身为圣人的后代的孔祥熙却不这样认为，他受的是新式教育，信的是基督教义。基督教义称世间的男女都应以“兄弟姐妹”相称。孔祥熙想“兄弟姐妹”是平等的，那么男女也就应当平等，这样才能发扬光大“平等博爱”的精神。然而潞河学院，做为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说的和做的却大不一样。学校当局对于男女关系，防范的十分严格。比如在教堂做礼拜，不但男女分座，中间还要拉上一道布帘，遮住双方的视线。孔祥熙对此大为不满，曾要求校方取消这道布帘，却未被采纳。
一次在教室里，孔祥熙大发感慨肩老师大声发问：
“老师，你们常常跟我们讲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可是我发现本校有一件极不平等、极不自由的事月阝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师和师母们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或并肩携手，在风景名胜之地邀游。像这样的幸福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
洋教员做梦都想不到孔祥熙竟会当众向他提出这种难以启齿解释的问题，不免一时误塞，不知怎样答复才好。过了一会儿，老师才严肃地回答道：
“你们年纪还小，知识太浅，此刻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幸福快乐的。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或许还差不多。不过，以你们的政体和社会习俗而论，恐怕大学毕业也不容许你们这样！我告诉你吧，孔祥熙，西洋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你们一时绝谈不到，你们只能享有基督教所讲的平等自由，那是心灵的享受，而不是形体物质的享有！”
洋教师所说的这番明显瞧不起中国人的话，大大刺痛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对于孔祥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仅以精神上的平等自由为满足，人们对“形体物质上的平等自由”同样充满渴望，渴望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孔祥熙决心通过努力，满足自己追求平等自由的这种渴望。
鉴于孔祥熙不安分的表现，鉴于孔祥熙屡屡做出“出格”的事情，1898年潞河学院当局就他的品行问题，郑重其事地开会进行讨论，并最后形成了三条决议：
“一、孔祥熙虽然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言行激烈，长此下去诚恐发生意外。
二、等他年龄大些，学问充实、阅历丰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轻举妄动之事发生。
三、不过，以他的种种行动而论，最好送他到美国读书。因为惟有美国的国情，才可容忍他的行为。”
当时学校对孔祥熙做出的这3点结论，凭心而论，对孔祥熙还是有利的。但孔祥熙一直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又是“上帝”的宠儿，所以还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经过“闭门思过”之后，认识到自己身上那种青年人特有的锋芒毕露、遇事好激动的“毛病”必须彻底改掉。从此，孔祥熙的身上浮躁明显少了，稳健多了。同时，在麦美德老师的美怀和指导下，孔祥熙一头扎进了学习文化知识的王国，学习成绩很快大幅度提高，成了潞河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后来，潞河书院成立荣誉室。他的学习成绩单就展览的荣誉室里。另外，学校当局还将他居住过的居室作为因学习成绩好而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的居室供人参观，并视为一种荣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5．为救“洋人”惹祸
自从西方教士跟随各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和精神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中国民众自发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各地城市及乡村焚毁教室、杀戮传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多年都积在人民心中的仇视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于是，中国民众又一轮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发展势头迅猛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便是世纪之交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当时反洋教运动最初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个口号，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国百姓的苦闷心声。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奋起，要抗争，要夺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铸迷失已久的中华民魂。就这样，以义和团为首的各地反帝群众运动，终于在山东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锋芒所向，直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他们在华地侵略急先锋洋人教会。
当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本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胶东半岛人民就已饱受了战争的残酷蹂躏和掠夺。不料战争结束以后，这里民众的灾难却丝毫不见减少，反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896年初，山东济宁州群众打毁教堂并伤及教士，兖州滋阳和兖镇居民群集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并伤其从人、毁其住宅。德国帝国主义以“兖州事件”为由借端生衅，无理要求赔款代修教堂胚要求“令县令迎接（安治泰入城传教），绅士摘顶”等等。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素不喜谈洋务”，本就是个排外保守人士，对于这种有伤统治阶级体面的要求，亦表示坚决拒绝。
1896年冬和“1897年初，德国政府曾两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恐他国援例效尤，”表示拒绝。加上所谓的“兖州事件”，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几欲动用武力实行强占，但不知何故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
1897年11，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大刀会攻击张家庄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二人。随后济宁州、兖州府寿张县、曹州府菏泽、单县和城武等州县，焚毁教堂及教士住宅，打伤教士及教民的事件不断发生。山东南部的反洋教运动进人了一个新高潮。
于是帝国主义德国借“巨野教案”为口实，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犯。侵略者一面向清廷提出6项无理要求，一面派兵舰3艘进入胶州湾，并派海军陆战队立即登陆强占胶州。德国侵略者终于实现了“租借”胶州湾的目的。
1898年，卖国的清政府竟完全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孝堂“损失”并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还下令屠杀和监禁“闹事”之人，保护德国传教士等等。同时，清政府还将胶州湾内各岛屿（包括青岛）及湾外海面群岛“租借”德国，以99年为期；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两条铁路，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也随之更加猖撅。列强铁蹄践踏到哪里。宗教“十字军”就开到哪里。这些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设立教区厂建教堂，散布殖民主义思想；有的甚至非法组织武装力量，拥有武器并纠集教民欺压百姓，干涉地方政务，一时间简直为所欲为。面对这一切，清朝廷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包庇迁就，有的传教士还得以加官晋爵。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即被清廷赏以二品顶戴以上的官衔，凌驾督抚之上，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已多达3300多人，而加入各种洋教的中国教徒多达8万余人。
1898年10月，义和拳组织冠县十八村庄的乡民，宣布“誓与教民为难，将境内天主堂焚毁”。又在日照县发动群众反对传教，打伤德国教士，烧毁街头教民住宅。接着，曹州、沂州、柳水等处也随之掀起反洋教的斗争。曹州的大刀会并且提出了“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扩大侵略权益，于1899年2月公然派兵占领兰山、日照、即墨等地，并继续向高密。沂州进犯。而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加抵抗，反而派兵与德军“会同弹压”，屠杀爱国人民。于是，终于激起了以朱红灯和东明和尚为首的义和团武装起义。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很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和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支派继续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各种名义暗暗流传，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广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义和拳开始时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使用和被义和拳接受的。
和流行在长江以南的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在里边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游民和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因而也往往抵制不了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迷信色彩更浓厚一些。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俪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和猪八戒等，反映了义和团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必然没有统一的“神”。
1899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都有义和团在活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一带，义和团的声势最大。这里是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广大群众与教会、教民的矛盾极为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卷进了以练拳为名而形成的与洋教会为敌、与官府作对的斗争。
朱红灯，山东茬平人，自称明青，号天龙。东明和尚，杨姓，善拳法。1899年春天他们在山东思县、平原一带率命起义，“列队千人，开放大炮，拒敌官兵”。前往镇压的清军多次被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