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特罗的空军。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特罗空军80％的实力。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4）
两天后，4月17日午夜刚过，中情局训练出来的“2506旅”乘船驶向古巴。但是，当他们驶近登陆地点时，发现那里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只有几座空的房舍，而是亮着灯，有人居住。该旅的领导立即决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里的人。但这时又出现了中情局另一情报失误：他们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两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湿又累地奔到滩头。到了滩头，又发现卡斯特罗的侦察兵刚刚来过这里，滩上有一台无线电报话机还是热的。显然，卡斯特罗已经预先有所防备了。
卡斯特罗于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时15分，收到了来自猪湾的报警信号，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惊奇。正如肯尼迪所估计到的，卡斯特罗利用美国报刊披露的信息，已经采取了反入侵的防备措施。几个月来，他反复告诫古巴民众说“侵略”在即，在电视上播放预先录制的录像带，教导民众如何对付入侵。连古巴儿童玩的游戏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变成了“古巴人捉美国佬入侵者”。更糟的是，猪湾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已无人居住的荒滩，相反，它是卡斯特罗经常光临的钓鱼之地。卡斯特罗早已开始对他的军队进行反入侵战的训练，对海滩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联合国指责是美国发起了无端的袭击，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森则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亲自出马指挥猪湾的防御战。与中情局的情报估计相反，预先的空袭仅仅炸毁了卡斯特罗的很小一部分飞机，而大部分飞机这时都出动了。“2506旅”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又受到敌机轰炸扫射而无空中掩护。当地的古巴民众并未起义，而且站在了抗击入侵的一边。卡斯特罗还事先采取了措施，把被怀疑有可能叛逆的几千人关进了监狱。
这时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手下的人对外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在白宫墙里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次行动处处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显然，入侵正在失败。更加烦人的是消息也不畅通，中情局为了保密，只给“2506旅”配备了简陋的通信器材，从登陆滩头发出的信息要通过几条渠道才能转到华盛顿，往往都成了几个钟头之前的旧闻。不管怎样，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但总统还得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照常保持对外的活动。那个晚上，总统夫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在白宫招待了400来位尊贵的男士和女士，肯尼迪显得跟平常一样心情愉快，风度翩翩。然而，午夜后，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肯尼迪和他的重要顾问们顾不上更换衣服，就马上走进内阁，那里一直聚集着中情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官员。
室内的气氛是阴沉的。谁也不明白这一入侵行动怎么会弄得这么糟。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国。肯尼迪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的感受时写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如此刻骨铭心。”肯尼迪和他的一班人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等候那一桩桩迟到的坏消息传到他们这里。
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非常着急，想要挽救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间里踱步，嘴里不停地骂脏话。
“我能派航空兵进行空袭吗？”伯克问总统。
“不行。”
“我们能派去几架飞机吗？”
“不行。别人会认出是美国的。”
“我们能发射点东西吗？”
“不行。”
“如果你让我派两艘驱逐舰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占领那滩头阵地。”
“不行。”
“一艘行吗？总统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时候，肯尼迪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信，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美国加剧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苏联将在军事上做出反应。他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将考虑我们的观点，不要采取有可能导致军事灾难的步骤。”肯尼迪对这一威胁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已经在入侵一事上赌博，赌输了，如果再加大赌注而把苏联牵扯进来，那赌本就太高了。但是他总不能对陷在海滩上的那些人坐视不救。大家最后达成了妥协，肯尼迪批准给他们提供一个小时的空中支援。
中情局一个特工人员联系上了佩佩·圣罗曼，佩佩这时刚刚看见卡斯特罗的一辆坦克轧死了他的一个才16岁的战士。
佩佩在报话机上喊叫：“你们这些婊子养的，都猫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抛弃我们了？”
中情局特工说：“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们今天晚上会过来的。”
“你昨天就这么说了，”佩佩喊道，“可是没有来啊。”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5）
肯尼迪批准出动的6架战斗机从尼加拉瓜起飞，可是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误：居然谁也没有想起华盛顿与尼加拉瓜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等到这6架飞机飞到猪湾上空时，地面上的战事已经完结了。“2506旅”的人在沼泽里看到太阳升起时，肯尼迪在自己卧室里哭泣。他只好让这批人听天由命，或是死，或是当俘虏了。
肯尼迪对于这几百人的绝境深感内疚，又感受到苏联人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又发现他手下资历最长的顾问竟然是既无能又工作马虎，他认识到，现在该由他自己做出决策了。
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记者时，肯尼迪回避了记者们追问谁应当对这次失败负责的问题。他对到会的大批记者说：“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重要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本人是这届政府的负责官员。”肯尼迪总统明白了，在白宫能做决策的只有他自己。从今往后，他决心承担起决策的责任。
艾伦·杜勒斯从休假地返回巴尔的摩时，中情局一个官员向他汇报了“萨帕塔行动”惨败的情形。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喝威士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给总统打电话。比斯尔则检讨说，这次在古巴失败都“怪我对准军事行动缺乏经验，让中情局陷得太深太急”。肯尼迪却不需要给自己找借口，他也不再需要像这样的人。总统免除了杜勒斯和比斯尔两人的职务。
肯尼迪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对外政策的职位上。这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肯尼迪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外交方面，而不是单边军事行动方面。为此，肯尼迪就需要他的顾问们有理智和有能力，而不是像中情局原领导人那样自以为什么都懂而趾高气扬。
一年后，肯尼迪自己的班子就遇到了他们的头一次重大考验。猪湾事件以后，卡斯特罗出于对美国的恐惧而正式与苏联结盟。苏联人为保卫这个新盟友而将核导弹运进了古巴。赫鲁晓夫公然向美国挑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摩拳擦掌，主张一战。
在13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古巴导弹危机的发展。肯尼迪总统顶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赫鲁晓夫两方面的好战压力。他立即下令对古巴岛实施海军封锁，但随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军事行动上。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以武力取胜，而是要伸张正义；不是以损害自由为代价求和平，而是既要和平也要自由。”最后，他镇定而又自信地通过谈判处理了这一微妙局势，既保持了自由又保持了和平。
1986年，即猪湾事件25年后，经过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斡旋，最后一名被囚禁在哈瓦那的“2506旅”成员拉蒙·孔特·埃尔南德斯获释了。此时他已57岁，身体衰弱，但依然立志要推翻卡斯特罗。他说：“我不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古巴仍不自由……我将继续作为一名战士为自由奋斗。”他在他82岁的母亲的陪同下，从古巴飞到了迈阿密。
1962年，肯尼迪总统通过中间人做工作，与古巴当局做了一笔交易：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换取“2506旅”被俘人员的释放，但其中有9人当时未能回到美国。
埃尔南德斯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他在迈阿密说：“我感谢美国人所做的一切。在这里以及在任何地方，我都依然是一名自由战士。”
附录
约翰·肯尼迪总统 1961年4月20日
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讲话
卡特勒奇先生，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员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国这样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总统，以及你们的报纸这样一些伟大报纸的主编们，都对人民负有一项共同的义务，这就是要说明事实，而且要采取坦诚的态度，说明事实的前因后果。正是记住了这一义务，我在过去24小时内决定趁此机会简明扼要地谈谈最近在古巴发生的事件。
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如同其他许多尚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地方一样，情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我原先已强调指出过，这是古巴爱国者反对古巴独裁者的斗争。我们没法不表示我们的同情，但我们已反复声明我国的武装力量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没有受到外来袭击的情况下，我们若是进行单边的干涉，那都会是违背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但是让记录表明我们的克制不是没有限度的。一旦美洲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原则被用做无所作为的借口——一旦本半球国家未能履行自己防范外来共产主义渗透的承诺——那么我就要让人们明确懂得，我们的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确保我国安全的首要义务！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6）
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我们决不想让那些被布达佩斯流血的街道打上了烙印的人来给我们讲什么“干涉”！我们也绝不会接受与这次一小批英勇的古巴流亡者同样的结果。这些英勇的人尽管事先知道他们所冒的危险巨大，却依然奋不顾身，勇敢地试图夺回自己岛国的自由。
然而古巴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我们的关心也不会止于表示一下不干涉或遗憾。在古代或近代历史上，一小批自由战士与专制政权抗争，这也不是头一次。
共产党人的坦克碾压为自己祖国独立而奋战的英勇男女，这不是头一次。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包括古巴在内，这也绝不会是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永恒斗争的最后一幕。
卡斯特罗先生说这些人是雇佣军。据报刊报道，从那古巴海滩传出的最后信息是，当问到起义者指挥员是否撤退时，他回答说：“我决不离开我的国家。”这绝不是雇佣军的回答。他现在已去山区与那里的无数游击战士会合，他们都充满着同样的决心，绝不会忘记那些已英勇捐躯的伙伴；绝不会听任古巴沦陷于共产党人之手。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
曾经一度支持卡斯特罗的人现在对他的压迫充满仇恨，卡斯特罗企图将这一点归罪于我们美国，这是我们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这一发人深思的事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有些教训现在也许还不明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教训则现在已经明显。
第一，在古巴，或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对共产主义势力显然均不能低估。期盼每一个狂热暴君垮台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警察国家的优势，即它是利用大规模恐怖和逮捕来防止自由言论的传播。如果自由人的自律比不过铁拳强加的纪律——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科学上以及其他种种斗争方面都如此——那么自由所遇到的危险就会继续增长。
第二，我们国家，还有本半球所有的自由国家，显然都必须更密切和更实际地注视外来共产党干涉的危险及其在古巴的统治。铁幕坦克和飞机出现在距离我们海岸不到90海里的地方，美国人民对此不会漠然视之。然而，古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对我国生存的威胁还在其次，它更主要的威胁是在于它构成一个用来对本半球其他自由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现今处于更大危险之中的，主要还不是我们的利益或安全，而是它们的利益或安全。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意志，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它们。
证据是明显的——时间则是已经不早。我们和我们的拉美朋友们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即我们再也不能把本半球自由的存亡这一现实问题推迟到以后再处置。与其他某些问题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一个让自由得以繁荣的半球；这里任何一个受到外来袭击的国家都可以确信，我们的全部资源都随时做好准备，对任何援助的要求都会作出反应。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我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它远远超出了军队的冲突乃至核武器的冲突。军队是有的，而且是庞大的。核武器也是有的。但军队和核武器都主要是充当屏障，用以掩护颠覆、渗透和其他的渐进策略，在不致引起我们军事干涉的情况下，从一个又一个薄弱地方下手。
……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场新的和更深刻的斗争的阴险性质。我们不能不掌握新的理念、新的手段和新的紧迫感来对付它——在古巴或者在南越都是如此。我们还不能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天天都在进行之中，在全球各地。在乡村和市场，在教室之中，日日夜夜，它都在悄悄进行之中。
从古巴传出的信息，从老挝传出的信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传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那些怡然自得的、自我陶醉的和软弱无力的社会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坚强的、勤奋的、充满决心的和勇敢的社会，只有能看清当前斗争真实性质的社会，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这是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这是最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最大挑战。我们一直把眼睛盯着传统的军事需求，盯着那些打算越过边界发动进攻的军队，盯着那些摆好发射架势的导弹，这样盯得太久了。现在该明白，再仅仅盯着这些已不够了，该明白，在没有一枚导弹来袭或没有军队越界进攻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也可能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逐渐丧失。
我们要从这一教训中吸取教益。我们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安排我们的各种力量——包括我们通过你们这一集体重新审视我们的策略和体制。我们要加强努力来进行当前这一种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比战争更加困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