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尽管有长城的依托，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专家推测：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粮食，却只能剩下一石供应军队。
192石剩下1石，途中的消耗率是99。5％，就是说99。5％的粮食都在运粮途中消耗了，到了战场就很少了，可以看出，古代的粮食运输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战争，后勤运输之艰难，很可能令秦始皇彻夜难眠。作为帝国的决策者，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天堑变通途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像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发现这些木板上有字和线条，仔细观察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竟然是地图。
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这些地图除了没有比例尺以外，其它五个标准都具备，地形的起伏高下，河流的曲直，距离的远近方位等，描绘得都很清楚。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在那么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现在都还非常荒凉的地方，要把这么一条路修成，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当时顺着直道走的时候，就发出了“轻民力”的感慨，感慨统治者对老百姓看得太轻了。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第三部分举国之战
——秦的总体战
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五个要素视为一个国家进行总体战胜负的关键。
孙子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一定的土地面积，可以出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一定的物质资源，可以出一定的军队，一定的军队就构成了实力的对比，那么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从这点上看，秦国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使它成为霸主的必由之路。
为了消灭对方的实力，争霸各国是不择手段的。古代就已经有了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在交战的各方中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与军人的区别，小战杀人“盈城”，大战杀人“盈野”，每一方都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与战争潜力为目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俘虏赵军40万人，尽数坑杀，一方面是消灭赵国的作战勇气，更主要的就是使赵国丧失再战的能力。
战国末期，秦国尽起全国60万大军由王翦率领伐楚，楚国也尽发全国之兵，与秦军对峙，楚军的失败不是由于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统兵将领无谋略，然而楚军却在这场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从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楚军的失利，竟是由于楚军动员人数过多，造成后勤供给发生困难，军粮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难以支撑下去，才被迫东走，为秦军趁机击破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
西方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过在秦国那里并不适用。秦国所做的一切更像是鲁登道夫所讲的，只不过是为战争服务。从今天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秦国实行总体战最为彻底，在十年统一战争期间，以500万人口却动员100万的军队；在正常情况下，按照秦国的人口是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军队的。为了与六国作战的需要，秦国不断扩张军力。根据《商君书·兵守》的记载，秦国三军分别为“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实际上秦国除了招募壮年男子从军外，还大量招募了女子、老弱为兵负责守城，担任运输、养马、做饭、救护等后勤补给工作，以便把尽量多的精壮男子送上前线。
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秦国以西垂一小国在春秋之际就敢于东出与晋、楚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一争短长，进入战国以后更是不断东进，陆续击败东方华夏诸强国，不能不说其全民动员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诸多史家认为的那样，秦虽无道，而秦国的确开了此后2000多年来连绵不绝的典章制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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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的军衔制度
2000多年前，秦国云梦县一位兢兢业业的法官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敌人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法律制度，从此，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按照商鞅的理论，就是要把老百姓塑造成只知道耕田和打仗的机器，其他事情都不要问，作为一个老百姓，要么就是生产，多打粮食，要么就是到前方去拼杀，多杀敌人。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规定，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你的整个生活都跟打仗挂钩了。你只要参加战争生活就会改变，秦人也由此而变得更加急功近利。
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人们发现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其精致程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进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位的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二级爵位的上造只能吃粗米一斗，也有菜羹一盘，并供应盐二十二分之二升。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由军功而划分的等级森严，也让普通士兵产生了无止境的求爵欲望。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可以理解了。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战国策》上说，秦国的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好像饿狼碰见食物一样。对于秦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美味、豪宅，甚至是娇妻。
在兵马俑坑里有这样一些士兵，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兵器，却不穿一丝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什么身份？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时，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在商鞅的著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制定了最为丰厚的奖赏，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谓的“陷队之士”。
2000多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他们的历史有关。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栗。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进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
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那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因为过于沉重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