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和小皇帝面前阻挡老虎。如此英武，老虎也吓得退走，此后，一切都不用说，信任更重。转年，升为尚书令，封爵中山王，置王官二十二人。
由于王睿与冯太后两情相洽，冯太后密赐其珍玩无数，都在夜里两人欢娱后让宦官们用大蓬车装载，一车又一车地把宫中之物往王睿家里送；又明加褒赏，赐以田园、牛马、奴婢、杂畜，为了掩人耳目，以示公平，赏赐王睿时又对与他同等官职的人们一道封赏，所费又以万计。估计费心用力过度，王睿48岁就得了重病，冯太后和孝文帝亲临探病，侍官御医，相望于路，但最终不免步入黄泉。
智略猜忍 威福兼作（3）
王睿虽身在《魏书》的“恩幸传”，但遍观其一生作为，除了把国库内宫的东西搬回家外（不是贪污，是因为卖色而受的赏赐），并无大的过恶，又在和尚法秀谋逆案中进谏忠言，得免死者千余人。临死，他又亲自上书，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其文多善言良谏，很是尽了淳诚的臣子之义。冯太后与孝文帝亲自临丧，哀恸不已。其后王睿女儿出嫁，魏朝以公主之仪嫁之，当时的人看见那么大的排场都以为是太后、天子出嫁自家女儿。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其父李宝曾获封敦煌公。李冲自少就沉雅有大量，清简皎然，又善交游，不妄杂戏，当时的声誉很好。他官至内秘书令后，上书首创三长制以防止平民的隐冒问题，文明太后览阅他的表章后很是赞赏，把他引见给公卿大臣一同朝会。两人相见后，文明太后顿起爱念，召至宫内，把公事和私事就一起办了。很快，李冲就升任中尚令，赐爵顺阳候，接着又进爵陇西公，同宠爱王睿一样，冯太后从此“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李冲家一向很清贫，“于是始为富室”。反正大魏王朝彼时国力雄盛，四方进贡不绝，冯太后以充国之富宠爱一两个小伙，于国无损丝毫。而且，李冲是个器量不凡、学而广博的年青人，他又能在贵宠至极时谦逊自抑，广散家财，虚己接物，照顾寒士，当时的声誉并未因和冯太后有一水就受到污损，反而“时多称之”。同时，他还不避前嫌，对仇人之子也深加呵护，对远亲的孤儿也照顾有加。
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孝文帝尊重李冲，惟独见他不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现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封建王朝这可就是非常的大事。冯太后死后，李冲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竭忠奉上，当时的旧臣宗亲也都很敬服他的明断慎密，与孝文帝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莫二。
孝文帝真正掌权后，几次南伐，包括迁都洛阳，他都善言劝谏，多方考虑，为魏王朝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魏朝北都平城的明堂、太庙、圆丘以及洛阳新都的殿阁堂寝，都出自李冲的构思。史载，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四十九岁，李冲病死。孝文帝亲自为他举哀，放声大哭，悲不自胜。
身以太后之尊，即使在找“男宠”方面，冯太后也有过人之处，比起吕后身边的审食其，武后的张易之兄弟、和尚面首，冯太后的“相好”最终都对皇室忠心不二，而后还是治国能臣，除了封建史家略有微辞外，史书中对冯太后的男女之事也没有过多渲染，更无刻意指摘。
自孝文帝承平元年起，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虽为妇人，但她天性聪达，刚入宫掖时就粗学书计，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国家大事全部她一个说了算，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什么事都不敢违背祖母意愿，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因为孝文帝年青，冯太后自己作《劝戒歌》三百多篇，又作《皇诰》十八篇，以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作好皇帝。她还尊重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平常时，冯太后自己生性俭素，不好奢华的装饰，御膳十分简单，穿着打扮非常随意。当然，由于冯太后一家好佛，魏国因敬佛而花费的钱财巨亿，黄金上百斤上百斤地使用，金玉珍宝成斗成斗地装嵌于佛堂佛像上，形制恢宏，至今可见。
同时，冯太后又是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女主子。左右侍奉之人有小小过错，她动不动就大加捶楚鞭挞，多至数百下，少也有几十，然而她“性不宿憾”，事情过了之后心中不存芥蒂，仍然待之如初，许多人日后还会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冯太后虽性情暴躁，对孙子孝文帝也算是慈明仁爱，自拓跋宏一出生就自己亲自抚育，虽然中间有段时间看到少年孝文帝日益聪明英达，怕自己死后青年皇帝会对自己母家不利而要加害于他，但最终在李冲等人劝谏下仍然善始善终，成就了孝文帝日后迁都改制的千秋万岁名。
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冯太后“多智略，情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倾。”毕竟妇道有亏，冯太后害怕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对群臣左右小有猜忌，马上就行诛戮。一直到冯太后死前，孝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威酷到达何种程度。承明十四年，四十九岁的冯太后崩于太和殿。孝文帝五天五夜浆水不入口，哀痛至极，上谥曰：“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文明太后有两个亲侄女，都是她哥哥太师冯熙的女儿。姐俩儿都是由姑姑安排到孝文帝身边的。先为皇后的是妹妹。太和十七年冯太后终丧礼后被册封为皇后。后来，她的异母姐姐进宫，被册封为昭仪，与其争宠。这位皇后本性虽不妃妒，但也时有愧恨之色。冯昭仪又在孝文帝面前百般构毁她，枕边风最硬，冯皇后被废为庶人，罚去寺庙为尼姑，后又被赐死，史称废皇后冯氏。冯昭仪的母亲出身微贱，因而入宫要略晚于其妹。史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孝文帝南征频频，冯后不甘寂寞，与中官高菩萨通奸（不知此位大太监是未阉割干净还是别的原因，竟然能有功能和皇后私通），闻知孝文帝在汝南病重，更加公然不讳地与高菩萨宣淫。后被人告发，孝文帝听说后骇愕至极。孝文帝回洛阳后，把相关当事人押在一起鞠审，具得通奸情状。冯后自己陈说淫乱本末时，孝文帝只留一个卫士在旁，又用棉絮塞住卫士耳朵，所以，冯后说的话自古至今天下只有她和孝文帝两个人知道。接着，孝文帝又唤彭城王、北海王入座，说：“昔是汝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天性极孝的孝文帝思念祖母恩德，没有忍心马上明令废掉冯皇后的封号，待他临终之时，才嘱托两个兄弟赐死冯后。冯后不肯服毒，两个王爷揪住她强把毒药灌进嘴里。谥为幽皇后。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1）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是宣泄无遗，不念一丝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 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为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从道武帝拓跋硅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而洛阳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扑杀。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胜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完。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
拓跋澄此时回答果断，“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样？”
孝文帝大悦，连说：“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拜辞文明太后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执鞭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忽喇喇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敢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2）
孝文帝也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亲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的样子，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们就迁都在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 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