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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信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把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没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清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笫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17。倒霉与王帽子
在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在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了三起倒校长的风波，罗家伦、乔万选和吴南轩先后被师生倒掉轰走。可是自梅出掌清华之后，“倒风”遂止，梅一直在校长位置上安安稳稳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时。梅自己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其实，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贻琦的另一个说法，道出了他长治久安的秘密。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师生为梅服务清华二十五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梅贻琦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
实际上，正是梅贻琦充分尊重清华的教授治校传统，才成就了清华和他的英名。当年，清华实行的是“党国”所不容的土制度，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原本完全可以不承认这个制度，甚至将它摧毁。但梅贻琦却一改前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就算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发挥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18。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工业系，学习炼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一百斤化肥（极限是三十斤），据说亩产达到一千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1958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三十五天，就写出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二十倍不止。生物系四十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一百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一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一百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九十五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十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四十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落得比较远，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是发了疯。老百姓讲话，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世界上有人发疯，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混沌和疯狂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钱与其让王八蛋糟践，不如我们糟践。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