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 第34部分

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其归为“内篇”），当做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部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自己的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族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鲁庄公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爆发力和没爆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65。有关《花间一壶酒》的酒话

光看李零的杂文，不大可能知道他是弄什么专业的，一本随笔集里什么都有，宫殿、厕所、兵法、房中术、酒色财气加毒药，他什么都写，可以说是从用上面的嘴喝的酒一直写到跟下面屁股亲密接触的手纸（或者石头蛋蛋什么的）。而且一张嘴——怎么说呢，用东北话来说叫做有点邪性，“汉奸发生学”和“畜生人类学”这样的名堂，大概也就是他能想出来。评李零的文字，在正常状态下有点难，我问过同是李零文字崇拜者的女儿，她的感觉也差不多，只觉其妙，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现在理解古人桓子野之流，为何一见佳景辄呼奈何了。怎么办呢？话还得说，呆了半晌，忽然想起，李零和他的文字，其实有点像酒，不是洋酒或者啤酒，是那种中国古已有之的老酒，放了很多年的状元红、女儿红之类。

最早知道李零，是看他的《中国方术考》。当时我对思想史还有兴趣，教过几点钟的相关课程，自以为有点心得。可是一看，哇，原来中国古代思想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接下来也就结束了我的思想史生涯，感觉原来就思想家文本谈思想的路数太没劲，跟着李零屁股后面从方术入手，自家又没有功底，只好三十六计最后一计，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对李零的文字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跟他认识了才知道，李零对于学术著作，跟大多数学人一样，也是板着脸说话，一本正经，只有偶尔才会放松一下，可是作为读者，一般不会那么细心，刚好看到。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我混进了北京，不知怎么一来，跟《读书》发生了关系，白送的杂志自然要多看几眼，李零的文字，总是要挑出来先读的，读了以后，每每有点微醺的感觉。再后来，有好事者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哦，原来跟我住的地方不过一百米远，于是我见到了活的李零。

现实中的李零很淡，不好看，言谈也没有多少魅力，不抓人。听说他上课也是如此，比起那些噱头一堆，包袱成摞的教授来，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据说有次他开“孙子兵法”的选修课，一下子来了一大帮学生，有人劝他换大教室，他说不用，讲几天就没人了。后来，果然，坚持听下来的就十几个人。不过，接触多了，发现听李零讲话，真是种享受，跟他的随笔类的文字一样，一点废话没有，一句是一句，里面透着中国式的幽默，有嚼头，回过头来还可以品味。我和李零共同的朋友郭晓惠说，李零经常跟人说着说着话会陷入自己想的事中去，好半天不说话，人家早转移话题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来，还是早先说的事。不过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也许是我总是问东问西，让他穷于作答，实在没工夫想事。有时候挨了女儿的褒贬常常会郁闷，为什么我这么不行，而李零这么行，很快我就有了结论，这结论是从李零那里趸来的：人家是大营子出来的人，而我是小营子的，然而我又不是狗。

严格说来，李零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文字比说话感觉好的人。但无论听还是读，都得静下来慢慢对付。如果大家一起抢着发言，我估计李零肯定没有机会。这个时候，非得主持人出面，要大家静下来，让李零讲两句，他才能说上话。不过，这种时候，只要场面足够地安静，李零的话还真是能逗得大家一阵阵地乐，可是不会捧腹大笑。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如果放在那些特别刺激、具有煽惑性的文字一起，估计也显不出什么来，人们先注意的，多半不会是李零。但是，李零的文字，却是可以让人读两遍以上的，这在当今之世，可算是货真价实的凤毛麟角。

几天前，出差到广州，跟林贤治聊起随笔和散文来，一致的感觉是，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在学界，不仅用英语表达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是汉语的学术表达，也充斥了英语的句式以及直译过来的时髦名词，往往越是让人读不懂，就越显得深。腕儿们甚至在写随笔的时候，也高深莫测，食洋吐洋，还自鸣得意。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乎文笔了。原来的研究生论文，在评价指标上还有文字一项，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主管者眼里，即便是文史哲的学生，这些东西也不要紧了，只要有洋规范、洋模式，有所谓创造性的成果便足矣。

人们（尤其学者）大概忘了，我们民族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消失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把先人思想中的文字之美剥离出来，他们的思想还能否算作思想？幸好，我们还有李零。过去，我们说董桥耐读，现在，我说李零也耐读。

66。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潜规则》和《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已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头了。

《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潜规则》的光影，只能说是《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潜规则》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