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得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名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六十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做公务。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承，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59。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可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60。武夫与毛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唯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地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
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驭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黄须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代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时期的到来。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蔑视“毛锥”（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境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敝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荡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22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依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干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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