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世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54。门阀与清谈
“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l=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辞之，时谓之三语掾。”〕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时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世说新语》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官”、“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官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55。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西汉景帝时，虽然尚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但皇帝对于儒生已经很感兴趣了，经常与儒生一起论东道西。这也难怪，天下既不能以马上治之，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严刑峻法加权术又在秦朝这个大试验场中被证明有问题，那么讲究礼治儒家学说，就越发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出身无赖的刘邦已经在叔孙通手里，尝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排场，随着他的后代子孙做皇帝越做越像，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也愈发强烈。如果不是国家还需要休养生息和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好，也许独尊儒术的国策用不着等到景帝的儿子就出台了。
一次，汉景帝与辕固生、黄生两个闲聊，不知怎么一来，两个儒生争了起来。黄生认为，汤武并非奉天承运讨伐无道，不过弑君者而已。而辕固生不同意，他认为，桀纣暴虐，天下之心归于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他们所使而归心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应该算当天受命。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须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可却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因其过失而起兵诛之，进而取而代之南面为王，此种行为，不是弑君又是什么？争来争去，辕固生争不过黄生，竟然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咱们高皇帝代秦做天子也是错的啦？汉景帝的确算是个可人，一听此言，马上接过去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愚蠢。从而结束了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学术讨论。
当然，在这场“学术讨论”中，辕固生确实有点心术不正，居心叵测，无端地扯出刘邦来，明摆着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整。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建国后的“学术讨论”中倒是常见，天真的人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从此就成了什么什么的“分子”了。这种高招，原来只是在拾两千多年以前人的牙慧。后来窦太后罚辕固生进兽苑与野猪较量（不是因为此事），真有请君入瓮的感觉。幸亏汉景帝看出他的用心，不想给人当枪使，一句“食肉不食马肝”，轻轻将事情化解了。争论虽然化解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做皇帝之前，而怀“大丈夫当如是焉”的雄心壮志的时候，当然乐意人家说汤武革命云云，可一旦取了天下，南面而坐，未免对汤武革命心下惴惴，生怕别的什么人再跟他学，依样画葫芦，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对这种事情就更是担心得了不得。尽管臣子拍马屁时都说现任皇帝德比尧舜，但对自己的公德真正吃得住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因为失德就可以来一场汤武革命的话，那么皇帝的天下真是要永无宁日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又不敢否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他家祖先打下基业的合理性，从而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鐘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56。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