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已经式微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还出现得如此频繁，应该很说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跟晚清西医刚刚进入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是中医治不了的人抬到西医那里治，而西医往往能给治好。
就像阴阳五行解释不了生理和药理一样，西医的科学道理，也解释不了中医，比如经络，科学到今天也无法验证它的实体性存在，但人的感知告诉我们，它的确存在，只要按经络分布的穴位针灸和按摩，这些感知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在感知上，借用一句科学的术语，它可以用重复试验，来验证之。
科学不是万能的，永远有解释不了说明不了的东西。人们身外的大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太多的秘密，是人类科学所无法探知的，而大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秘密，也许更多。如果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穷尽所有的宇宙秘密，我想，在这些人眼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宗教或者迷信。
当年，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西医手术，结果割去一个好肾，不久去世，死前告诉亲属，不要声张。后来胡适先生也得肾病，不得已到中医求治，治好了，胡适先生依然要求家人不要声张。我理解两位先生的苦衷，那时候，是引进西医，引进科学的年代，无论如何，大方向要坚持。然而，到了今天，科学已经成为统率各种学科的皇帝，即使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在论证什么争吵什么的时候，总是坚持自己是科学的，对方则是不科学的。西医不仅把中医压得萎缩在一角，而且至少在科班的领域，已经阉割改造了中医。情势比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已经是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勇士，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已经成为文化孑遗的中医斩尽杀绝，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在20世纪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贩卖草药者），在中国内地，中医的地位，其实也跟herbalist差不多，相当可怜。科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人手里，一直有棍子的妙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宣称自己是科学，别的人就要倒霉了。在世界普遍认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看还是歇歇吧。
38。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乩、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地胡治，如果以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中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事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的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39。“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这样两个让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颇为难堪的东西，不知怎么一来就变成了学界的话题，让大家夹七夹八地说个不停。早就听说杨念群兄在关注小脚，不久将有新说问世。这期间，杨兄不时地透些口风，往往引得议论一片，对他的非常之论已经有些准备，及到文章一出来，还是被吓了一跳。（杨念群：《过渡期——历史的另一面》见2002年6月《读书》，以下简称“杨文”）当然，念群兄的有些观点，比如“西方医学视角下，卫生话语对文化评价的侵入”，以及“晚清不缠足运动有关缠足过分的国运联想”等等，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的切入点也相当独到。长期以来，的确人们忽视了对在转型时期那些放足妇女的关注，不仅她们的情感落差没人在意，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们本是作为受害象征的小脚，却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凡事不能说过，如果一门心思地渲染放足的痛苦，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痛苦，借《采菲录》说事，又不注意其一味赞美缠足倾向，史料缺乏甄别，那么，不仅不足以提醒人们注意缠足史上被遗忘的角落，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又站起来一个为缠足辩护的人。
不错，从缠足到不缠足，对于已缠的女人的确会有一个情感的转折，甚至如杨兄所说的“巨大崩落”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崩落”也确实没有什么人来关注过。不过，从行文来看，杨文似乎更注意的是缠足美与丑的评价，征引《采菲录》老宣的议论，认可缠足在那个时代“的确给人带来了美感”，而缠足由美转丑不过是一种“现代制作”，在本质上与将缠足赋予美感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读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缠足的美与丑都不过是“制作”出来的，那么中国女人那时的“崩落”根本就是“冤枉”受的。实际上，在我看来，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而嫁不出去对于芸芸小家碧玉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活路。所以，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慈爱心，“娇女不娇脚”。有女儿家的母亲在劝说女儿忍痛缠起她们纤弱的脚时，都要以嫁个好人家相利诱，以嫁不出去来威胁。如果说，上中等人家的女人缠足还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意蕴在里面，那么众多的下层老百姓甘受劳动力的损失而让女人缠足（主要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女人的生计。杨文征引了《采菲录》中《葑菲闲谈》的一段话，我现在照抄在下面：“裹脚的时候，即使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之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所以在那裹足的时代，凡是爱好的女郎，没有一个不愿吃这痛苦的’。”不错，这的确是当时部分女性的“真实心态”，但这心态背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出于生计的无奈和可怜。毫无疑问，在旧时代中国人认为缠足是美的，包括女人也是这样认为，这种“美感”却是中国男人特殊的性心理建构出来的；可是这种建构却是以摧残妇女身体为基石，代价未免太大。实际上，并不是如杨兄所说，不许缠足以后中国妇女才沦为了“弱势群体”，恰恰是她们一直是弱势，才会生长出这样的审美意识。
杨文征引《采菲录》上“生熟脚”的说法，依人们的常识就是说不通的，那意思是说，对于“熟脚”缠好了是不痛的（在一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