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由此可以发现，政治权力与社会知识是玻尔所说的“互补的”。很可能这是对这个难以捉摸而又很时髦的词的唯一清楚的说明。
所有这些话语只限于科学方法的问题。这些话无形中承认如下的重大假定：我们不必追问乌托邦计划工程师心底里的仁慈心，总之他们至少有取得独裁权力的权威。托尼（Towney）对马丁。路德和他的时代的讨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不相信有独角兽和火怪，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仍为崇拜那个稀有怪物——害怕上帝的君主的盲信找到了支持。”这里是用“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了“独角兽和火怪”，把这两个名称替换为两个较明显的现代对应物，把“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为，‘仁慈的计划权威”。于是，我们就有了关于我们时代的盲信的描述。在这里，我将不反驳这种盲信。然而，我们可以说，即使有权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始终如一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会表明，他们绝不可能得知他们的措施的结果是否与他们的良好愿望相符合。
我不相信能对渐进方法提出适当批评。这个方法尤其可以用来找寻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但不是去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这是整体主义所要做的）。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避免的苦难（例如贫困和失业），与试图实现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蓝图截然不同。成功或失败的鉴定是比较容易的，没有内在的理由说这种方法会导致权力集中和压制批评。反对具体的错误和具体的危险比起力图实现计划者认为十分理想的乌托邦来，更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许能够说明如下事实：在反侵略的民主国家里，必要的长远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带有整体主义计划的性质），会获得充分的支持，而无需压制公众的批评，然而，在准备发动进攻或侵略战争的国家里，公众的批评总是受到压制，甚至为了动员公众的支持，硬把侵略说成自卫。
现在我们回到乌托邦主义者的论点，他说自己的方法是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真正的实验方法。我认为这个论点已被我们的批评所驳倒。这一点可以用自然工程与整体主义工程之间的类比作进一步的说明。可以认为，机器可惜助蓝图成功地设计出来，不仅如此，甚至生产机器的整个工厂也可以借助蓝图成功地设计出来。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事先已进行过许许多多的渐进实验。每一台机器都是许许多多的小改进的结果。每个模型必须经过反复实验，经过无数次的小调整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厂的计划也是如此。显然，整体主义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仅仅因为我们已经犯过各种各样的小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有理由设想它会导致大错误。
于是，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之间的类比，深究起来，不利于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师，而有利于渐进的社会工程师。包含这个类比的“社会工程”这个词已被乌托邦主义者毫无理由地盗用了。
至此，我结束我对乌托邦主义的批评，并将集中抨击它的同盟——历史决定论。我相信我已经对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社会实验的论点给出了充分的回答，而只剩下如下的论点：说什么社会实验是无用的，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重复的实验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论点加以考察。
25．实验条件的可变性
历史决定论者争辩说，实验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不能随意再现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这使我们稍为接触到历史决定论观点的核心。我承认，这个主张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无疑是有些不同的。然而，我还是认为，历史决定论的主张是基于对物理实验方法的严重误解。
让我们先来考察这些方法。任何一位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在看来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极不相同的情况。两条电线，乍看起来完全相同，但是如果在一台电器设备中加以互换，就会有极不相同的结果。在更精细的检查下（例如通过显微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象原来所设想的那样相似。但是要察觉到导致不同结果的两个实验的条件之间的差别，确实往往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找到究竟哪种相似性是相关的，以及其间相似到何种程度才是足够的。我们必须进行这种研究，然后才能确知实验所要求的相似条件，甚至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形下“相似条件”是什么意思。尽管如此，实验的方法在任何时候仍然被采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相似条件”这个问题，取决于实验的种类，并且只能运用实验来解答。被观察到的异同无论怎样显著，先验地判定其相异和相似，判定与再现实验是否相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让实验方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严格相似的说法是针对排除干扰作用的人工隔离实验这个议论纷纷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很明显，我们不能使一个装置与一切影响相隔离，例如，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各个行星或月亮的位置对一项物理实验的影响究竟是值得考虑还是可以忽略。我们只能从实验的结果或者从经过实验检验的理论中知道究竟哪种人工隔离是必需的。
历史决定论的论点认为，社会实验受到社会条件的可变性的致命限制，特别是受到历史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的致命限制：鉴于这些考虑，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论点缺少说服力。事实上，历史决定论者十分注重的显著的区别，即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条件之间的区别，不一定给社会科学造成特殊的困难。可以承认，假如我们突然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中去，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进行的渐进实验所产生的许许多多社会期望全部落空了。换句话说，实验可能导致预想不到的结果。然而，正是实验使我们发现社会条件的变化。实验会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条件是随着历史时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就象实验告诉物理学家开水的温度是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样。换句话说，关于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区别的学说，不会使社会试验成为不可能，而仅仅是一种设想的表述，即认为我们如果转入另一个时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渐进的实验，只是会达到意料不到的或失望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要采取不同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也是来自我们在想象中所进行的实验。历史学家在解释某些记载时碰到困难，或者他们发现一些事实表明他们的前辈曾错误地解释某个历史证据。这些历史解释的困难是历史决定论者心目中的历史变化的唯一证据。然而，这些困难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预期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之间的矛盾罢了。正是这些意料不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借助反复试验法，提高了我们解释新遇到的社会条件的能力。我们在历史解释中通过思考实验所取得的东西，已经由人类学者在实际领域的努力中取得了。现代的研究工作者们已成功地使他们的期望切合于石器时代那么遥远的条件，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渐进的实验。
有些历史决定论者不相信这种成功调整的可能性；他们甚至为了捍卫社会实验无用论而反驳说，如果回到遥远的历史时期去，那么落空的社会实验就会多得多。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思想习惯，特别是我们分析社会事件的习惯，来适应那些难以理解的条件。我认为这些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决定论者神经过敏——对社会变化的重要性着了迷；但我又必须承认克服这些先验的担心是困难的。毕竟，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期望历史决定论者（他持有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再者，问题还有赖于新环境的特点。不能排除社会研究者在他还没有通过反复试验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人吃人的习惯之前就被人吃悼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在“计划社会”中他的研究以自己被关入集中营而告终的可能性。然而，类似的说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是成立的。在许多情况中，自然条件是主要的，这使自然科学家没有多少机会通过反复试验来使自己适应这些条件。
总之，似乎没有什么根据支持历史决定论者的似是而非的论断，说历史条件的可变性使实验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问题，说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至于我们承认社会学家实际上难以随意选择和改变他的实验条件，那是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家的处境要好一些，但他有时也碰到类似的困难。在变动的引力场或者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实验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今天向自然科学家提供的许多可能性，在不久之前还是行不通的，这不是因为自然界的困难，而是由于社会的困难，即因为我们不曾准备花钱去研究。然而事实上，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够在不需要多大改善实验条件下进行，而社会科学家的处境则全不同，社会科学家极想做的许多实验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些梦想，尽管它们不是乌托邦的实验而是渐进的实验。事实上，他不得不常常依靠在头脑中进行的实验，依靠在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尚待大大改进的条件下对政治措施进行分析。
26．概括局限于时期吗？
我先讨论社会实验的问题，然后才详细讨论社会学的规律、理论、假说或“概括”。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观察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在逻辑上先于理论。相反，我认为理论先于观察，也先于实验，因为观察与实验只有与理论问题相联系时才有意义。而且，我们必须首先有了问题，然后才能希望观察和实验能帮助我们提出答案。或者，就反复尝试法来说，实验必定先于错误的出现；而且，我们知道（在24节），理论或假说是试验性的，它是实验中的一部分，而观察与实验由于表明理论在什么地方出错而帮助我们把它们淘汰。因此，我不相信“概括的方法”就是说我不相信科学开始于观察并通过概括或归纳的过程从观察得出科学的理论。我却认为，观察与实验在帮助我们检验理论和淘汰经不住检验的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淘汰过程不仅仅核查理论思考，同时也促使理论思考再去尝试，——往往是再犯错误，再次被新的观察和实验所驳倒。
在本节中，我将批评历史决定论如下观点：它认为社会学中一切概括的有效性，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概括的有效性，只局限于进行相关观察的那个具体历史时期之内。我没有先讨论所谓“概括方法”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之前，就批评这个论点，尽管我相信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我认为，我无需表明这个方法无效就能把历史决定论这个论点驳倒。所以，关于我对这个方法以及关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一般联系的看法可以暂时搁置，我将在第28节中再提出来讨论。
在我对历史决定论者的论点进行批判时，我首先承认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多数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性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事实上，当我们在外国时，我们发现我们对待食物的习惯，我们的礼仪等等，并不是象我们天真地认为那样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我们抱有这些信念。显然可以推知，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概括，不管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持有它们，都可能属于这一类，它们可能尚未受到挑战，因为我们不可能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中去。（这一个推论是赫斯奥德提出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规律性只是我们这个特定时期所特有的，但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一局限性。因此，（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我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我们过去所信赖的规律已失去其有效性了。
如果历史决定论者的争辩至此为止，那么我只能指责他只在极平常的道理上做文章。可惜他断定得还要多。他坚持说，情况所造成的困难不会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他还说，与自然科学相反，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发现了真正的普遍规律，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否在过去总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的记载可能不充分），或者它是否将适用于未来。
与这一主张相反，我不认为所描述的境况都只是社会科学所特有，或者会引起特殊困难的。相反，我们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显然和我们的社会或历史环境的变化一样会使我们得出经验。还有什么能够比日夜交替更明显而又无人不知的规律性呢？然而，如果我们进入北极圈，它就被推翻。拿自然科学的经验同社会科学的经验相比较也许有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被推翻的情况很可能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令人吃惊。再举一个例子，克里特岛在 1900年和三千年前的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区别，很难说比克里特与格棱兰在地理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区别为大。我想，突然地、意料不到地从一个自然坏境转到另一个环境中去，较之社会环境的相应改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认为历史决定论者显然过高估计不同社会时期之间多少引人注意的区别的意义，而低估了科学发明的可能性。事实上，开普勒所发现的定律只对行星系统来说是有效的，但它们的有效性并不限于开普勒所居住和观察的太阳系。牛顿也不必退到宇宙的某个部分，去观察不受引力或其他力的影响的物体运动，以便了解惯性定律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个系统中没有任何物体按惯性定律运动，这个定律在太阳系中也不会失去其重要意义。同样，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能创造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