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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的意义上，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成为其它活动例如控制或改造的对象，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体主义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甚至承认科学通常就是选择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确信科学能够在整体上把握社会（在全部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所根据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以前的认识。他们相信，格式塔方法和（a）意义的社会整体方法包罗“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结构”）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格式塔可以直接由直觉感知来把握，而社会整体则“太复杂而不能一下子理解”，“只有经过长期的思索，密切注意其中一切因素并加以比较和综合才能逐渐理解。总而言之，整体主义者没有看到，格式塔的感知同（a）意义的整体毫不相干，他们没有看到一切知识，不管直觉的知识或推沦的知识都必定有抽象的方面，他们也没有看到我们不可能把握“社会实在本身的具体结构”。既然他们看不到这一层，他们就坚持说，专家们对“细节”的研究必须用“合成的”或“综合的”方法来补充，以便重新改造“整个过程”，他们断言，“只要专家们不把他们的问题看作一个整体，社会学就会继续忽视这个本质问题”。然而，整体主义的方法必然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对于整个具体社会状况的科学描述从来没有举出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出来的，因为对所举出的任何例子，我们都很容易指出它所忽略的方面，而那些方面在某种场合可能又是重要的。
整体主义者不但企图用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社会，而且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他们预言：“国家的权力必须扩大，直到它和社会几乎合而为一为止”。这句话所表达的直觉是够清楚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直觉。这个预言除了转达这种直觉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呢？“社会”这个词当然包括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母子关系以及儿童福利官员和母子二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有许多理由说明控制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对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控制，我们就创造了一大堆需要加以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简言之，这种不可能性是逻辑的不可能性。（这种作法会导致无穷倒退；其情状与研究整个社会的做法类似，因为对整个社会进行研究就得包括这种研究。）毫无疑问，乌托邦计划正是想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向我们所做出的保证之一，就是宣称我们能够“用较为实际的方法来造就人与人交往的形式”。当然没有人怀疑，（b）意义的整体是可以造就、控制或改造的，但对于（a）意义的整体来说则不然；例如，我们可以创作出一个旋律；但这和全面控制的乌托邦梦想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乌托邦主义就说到这里。就历史决定论而论，这种主张也是没有希望的。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者常常含蓄地断言，历史方法适合于研究在“总体”意义上的整体。但这一断言是由于一种误解而来。它把两种观点混为一谈，其一是正确的观点，即认为历史与理论科学相反，它的兴趣在于具体的个别事件和个别的人，而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其二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所关心的“具体的”个人可以视为（a）意义的“具体的”整体。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和其他学科一样，只能研究对象中被选定的那些有兴趣方面。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个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
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倾向在如下有典型性的命题上是一致的：“我们决没必要从整体上确定和指挥整个自然界，这与我们今天不得不从整体上探讨我们的社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决没必要深入到历史和自然界的各个领域的结构中去。人类是要……调整全部社会生活的，尽管人类尚未创造出另一个大自然………”这个命题表现出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如果我们象整体主义者那样有意去“完全地研究整个自然界，，，那么采取历史方法将大有帮助。但是，自然科学，例如地理学也采取了这种方法，但远远没有掌握他们课题的“整个系统”。这个命题也表明如下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有可能“确定”或“指挥”或“调整”或“创造”（a）意义的整体。说我们绝没必要确定和指挥整个自然界”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和指挥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实际装置。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乌托邦的梦想或误解。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去做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即去确定和指挥整个社会系统，去调整全部社会生活，这不过是用所谓“历史的力量”和“未来的发展”使乌托邦计划成为不可避免之类的话来恐吓我们罢了。
顺便一提，所引用的命题是有意思的，因为它承认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整体主义工程或相应的“科学”的类似情况。所以，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比对澄清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整体主义的逻辑状况，他们鼓励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最后，对意义（b）的整体也批评几句，尽管我承认其科学地位。不必重复我所说过的话，但我必须指出，说整体不仅仅是其部分的总和这句话，既是平凡的真理；但又是意义含混的，这似乎不大为人所认识。甚至一个盘子上的三个苹果也不是“纯粹的总和”，因为它们之间必定有某些关系（最大的那个苹果可能在或可能不在另外两个苹果之间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从有三个苹果这一事实得出，但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还有，大肆宣传的所谓“原子论”和“格式塔”之间的对立是毫无根据的，至少就原子物理学而论。因为原子物理学并非仅仅是“总计”它的基本粒“子，而是从一个与意义（b）的整体显然有关的观点来研究粒子系统的。
大多数的格式塔理论家显然都愿意说，如下两种情况是存在的：其一是看不出有任何秩序的那些“堆积”，另一是可以发现有某种秩序或对称性或规律性或系统或结构方案的“整体”。因此，诸如“有机体是整体”这样的话就成为很一般的命题，意思是在一个有机体中我们能够发现某种秩序。此外，所谓“堆积”也总有格式塔的方面，例如经常引用的电场（请想一下一堆石子在其压力增加时的规律性）。因此，这个区分不只是平凡，同时又是极其含混；它不能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而只能用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24．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
整体主义思想对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上面第2节有所论述）。虽然渐进技术师会同意历史决定论如下观点，大规模的或整个社会的实验即使确有可能，对科学的目的也是极不合适的。渐进技术师将同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一样明确否定如下假定：社会实验要切合实际就必须具有改造整个社会的乌托邦企图的特征。
我们不妨先讨论与乌托邦纲领明显对立的观点，即我们没有从事这种实验所必需的经验知识，并提出我们的批评。自然科学工程师的蓝图是以实验技术为基础的，他的活动所依据的全部原则都受到实验的检验。但是，社会工程师的整体主义蓝图却不是以任何类似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所谓自然科学工程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相类似的说法不能成立；把整体主义计划称为“乌托邦”是正确的，因为它的计划根本没有科学根据。
面对这样的批评，乌托邦工程师很可能会承认需要实践经验和实验技术。但是他会宣称，假如我们不去进行社会实验，或者不去进行在他看来与此相仿的事情，不去进行整体主义工程，那么，我们就决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会争辩说，不管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也必须利用我们的知识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设计飞机的知识，那只是因为没有这种知识的先驱者敢于设计飞机并把它试制出来。因此，乌托邦主义者会争辩说，他所提倡的整体主义方法不过是应用于社会的实验方法。因为，他同历史决定论者一样认为，小规模的实验，例如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孤立的“鲁宾逊式的试验”不能使我们了解“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这些试验应获得“乌托邦”的绰号——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个词意味着无视历史趋势。（在这里，其含义就是无视社会生活日益相互依赖的趋势。）
我们看到，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实验（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只有以整体主义的规律来进行才有价值。这种普遍抱有的偏见包含着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没有多少可能在社会领域中实行“有计划的实验”，而且考虑到迄今在社会领域中所进行的“机遇实验”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历史。
我对这个观点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它们只能在与“其结果未知的行为”同义的情况下称为“实验”，但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把结果和所预期的结果相比较的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整体主义实验就不能被称为“实验”。
关于（a），可以指出，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观点尚未解释我们有着许多关于社会生活随实验知识这一个事实。有经验的和无经验的实业家、组织者、政治家或将军等，是不相同的；他们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经验上：而经验的获得不仅通过观察，或对他们所观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为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须承认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知识通常属于前科学的类型，因此它与其说是从精心设计的科学试验中所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从偶然观察中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没有理由否认这种知识是基于实验而不仅仅基于观察。一个杂货商人开一家新商店就是进行着一种社会实验；甚至一个在剧场门前排队的人也会获得实验性的技术知识，他可以在下次排队时利用这一知识来定座位，而这只是一种社会实验。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实际的尝试才使市场上的卖主和买主认识到价格会随供应的增加而降低，并随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规模稍大的渐进实验的例子是垄断者决定改变他的产品价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险公司开办新的健康保险或职业保险业务，或设立新的销售税，或实行反对经济周期的政策。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着眼于实践的目的，而不是着眼于科学的目的来进行的；某些大公司所进行的实验则是特意为增长他们的市场知识（当然是为了以后增加利润）而不是为了马上增加利润。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学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的技术知识，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面的知识，最早是通过前科学的方法获得的。看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进井最终让位给较注重科学的技术；这就是说，让位给以批判性思维和以实验为基础并朝着同一方向的较为系统的方法。
按这种渐进观点，在前科学方法与科学实验方法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尽管日益自觉运用科学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两种方法都可以说成是运用。我们做试验，即我们不仅仅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而是主动地试图去解决某个多少实际的和明确的问题。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虽然这个分析听起来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说明了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征，我们越自由而自觉地准备去冒试验的风险，我们就越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们总是犯的错误，这个公式不仅包含实验的方法，也包含理论与试验之间的联系。一切理论都是尝试，都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都要经过检验，而一切实验的确认则不过是以批判精神进行试验的结果，为努力发现我们理论的错误而进行试验的结果。
对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他希望在社会和政法的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那么，最必要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做尝试和犯错误都是免不了的。他不仅必须学会预料到会出错，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错误之所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认一贯正确的违反科学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似乎在职业的或业余的政治家当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警惕这些错误，找出它们，把它们公开出来，进行分析，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科学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
现在我们转到（b），即对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整体主义的实验中学习，或者更确切他说，认为我们能够从以整体主义梦想为目的所实行的大规模措施中学习的论点给予批评（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里所表明的，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整个社会”，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总的结果”归因于它；而且，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要评论它确实很困难。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