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第1部分

目录
◆　历史的注解
◆　序
◆　导论
◆　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　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
◆　III。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　IV。对泛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　杜汝楫　邱仁宗　译
　

　

历史的注解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序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
　　　　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个论证包含在1950年发表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一篇论文中。但是我现在又不再满意这篇论文了。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二十年以后》中讨论非决定论的一章，有更满意的论述。
　　　　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埋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11至16节）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我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我也不会惊异。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这个纯逻辑的论点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学预测者，包括相互配合的预测者“社会”。这意味着任何社会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水平。
　　　　我的论证多少有点拘泥形式，所以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它也会被认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然而，我已在两部著作中设法说明问题的意义。在后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在前一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现在第一次用英文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我已试图分析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已经证明它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弱点。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导论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后者又是暗示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人们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比他们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兴趣来得早一些；古代有些时期（我指的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论文集），社会科学似乎比自然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科学；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学的伽利略）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某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盯着那些日益繁荣的学科，尤其是物理学。例如，正是有意识地试图模仿物理学的实验方法而导致冯特时代的心理学改革；并且，从J。S。密尔以来，人们一再试图按照有点类似的路子来改革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理学领域；　这些改革也许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还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中，除了经济学以外，这些尝试除了失望之外没有带来什么。在讨论这些失败时，人们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呢？顽固相信物理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不正是造成这些研究处在非常可怜的状态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促使人们给那些对不怎么成功的科学方法感兴趣的思想学派加以简单的分类。根据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泛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一个研究方法的学者究竟是赞成反自然主义学说还是赞成泛自然主义学说，还是采取两类学说相结合的理论，这主要取决于他对所研究的学科的性质持什么看法，以及对这一学科的内容的看法。但是他采取的态度又取决于他对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后一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并且我认为，在大多数方法论讨论中，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我尤其认为，这些错误起源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这些理论的方法、以及观察和实验的逻辑功能的错误解释。我的论点是，这些误解有着严重的后果；我试图在本书第III、IV部分证明这个论点。我要在那些部分阐明；反自然主义的和泛自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有时彼此冲突的论证和学说，确实都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误解。然而，在I和II部分，我只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学说和泛自然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形成了这两种学说都具有的一种特别的方法。
　　　　我建议首先说明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批评。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我将在本书中加以充分解释。在这里我只需这样说：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深信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从根本上应对（除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社会科学那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些学说的介绍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我尔后进行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历史决定论本身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我希望，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换言之，我已使一个理论变得完善，人们常常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也许从来没有以充分发展的形式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我希望通过引入这个说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把任何人引向这样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论点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属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这个词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么？
　

　

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地一再发生，但它否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例如，人们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律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概　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齐自然（unif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东西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律性是永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括方法——将造成一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活）可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规律不变的假贫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来证叨，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效的。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采用自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一与自然科学齐一迥然不同。社会的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我将在第17和18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实　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有用的。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
3．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