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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沏茶！”
钱钢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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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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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修订版出版之前，本书在香港已印行了八版。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是作者的荣幸。特别当我得知，我的热心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我更为之感动。让我把修订版的这篇序言，首先赠给这些朋友。
不久前，有近百名专业各异的作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考证和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百个最大的自然灾害。由我和耿庆国教授主编了一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减灾十年”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
我在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脉，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唐山大地震正是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发生的。它是20世纪迄今为止全球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一代代中国人，以至全人类，都应当对那24万惨死的生灵铭记永远。
《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在灾难现场的目击实录，这是它始终受到读者重视的原因。自1986年以来，它的日文版、英文版先后出版，它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书，它的部分章节收入了香港中学的中国语文教材。我希望唐山大地震的“惨史”永远不被湮没和淡忘。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一项议案，在每年“七·二八”的清晨，中国各地同时敲响钟声，对在唐山大地震和一切自然灾害中死难的同胞表示哀悼，对华夏大地和整个地球的平安表示祈盼。
20世纪的人类对于战争带来的惨剧怀有深刻的记忆和高度的警觉，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纪念日，缅怀战争的死者，祈祷人类的和平。相形之下，人类对自然灾害的高度警觉和理性的整体防御，还刚刚开始。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DisasterReduction──“减灾”，是跨世纪一代人的使命。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这是我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表达的祈愿。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祈愿，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时，我把《唐山大地震》1996年修订版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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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我的唐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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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修订版后记
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这就是“20年”。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
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700多孩子中，就有400多人成了军人。唐山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7000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20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50％，达到了156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675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485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7150元。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1756。6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7。9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都居较高水平。
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112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20周年之际完工。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我当年采访过、在本书中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从矿井下坚持15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1996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66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
1992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13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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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我的唐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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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75岁。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
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1996年，耿庆国55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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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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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