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直接把越南与水门事件联系到一起，尼克松保密的行为以及限制信息外流的做法起初是窃听记者和政府官员们的电话，而后又形成了“防止泄密工作小组”，尼克松有理由对于国家安全信息的泄漏而愤怒，可是他却建立起自己的内部监督机制，允许他们擅自进入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最终，他为自己签写了政治死刑执行令。接近１９７２年总统选举之时，霍华德·亨特因非法入室罪重新认定为政治犯罪，当他与水门入室案犯被捕之时，就是该行刑的时候了。他需要掩饰水门事件，让“管子工”用盖子盖住，同时使用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关于这个又长又让人觉得悲哀的故事的细节，我们暂时留到以后再讲。水门事件的祸根在越南，尼克松要对此承担责任。
越南事件改变了人们依旧认为尼克松不失为天才的战略家的评价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所倡导的“和平的构建”，即与苏联缓和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尼克松的确有预示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他也的确让历史朝有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曾经为他工作过的以及仍把他当作一位在国际事务强有力的领导者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越南问题上，他阴暗的面孔变得扭曲了，那同样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
１９９０年，在尼克松图书捐赠仪式上，尼克松把我拉到了一边，说他想让我看看他的一些展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直接把我们引向那几间展示他关于国家发展计划的展室。“从长远来看，”尼克松说，“我相信这些东西将同我们在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成绩一样流芳百世。”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现在不是这样。
但不容置疑，他在美国国内舞台上如同他在外交策略上一样具有先见之明。借用两位前白宫法律顾问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阿瑟·伯恩斯，以及白宫顾问乔治·舒尔茨的观点，尼克松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国家的发展部署，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融合了左派的情感主义与右派的现实主义的观点。
尼克松是１２０年来第一位执政时期国会两院均掌握在反对党手里的美国总统，并不奇怪，尼克松的一些颇有远见的有关国家发展的建议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所驳回，因为他们不期望尼克松抢了他们的风头。但是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第一次试图将社会保障转变为“工作保障”，后来获得了两党的赞同而被写进了法律。在“家庭援助计划”当中，有这样一个较激进的想法，即为所有愿意工作的美国人设立最低收入标准。如果“家庭援助计划”得以实施，预计６０％以上的贫民的生活水平将越过贫困线。里根政府实行的收入所得税信托制，便是该计划的变体。
尼克松的其他一些激进的想法也未能实施，例如，他想彻底检查医疗保健系统，要求雇主们为其雇员加入保险，并通过地区性保险基金为其他人员投保。１９９４年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卫生健康计划中出现了同这两个提议形似的观点。这些观念不仅走在时间的前面，也使尼克松与自己的党派产生了矛盾。首席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在谈到尼克松为何不愿接受保守的传统经济政策时说：“他总是看重长远的利益。……他认为出色的总统应是一个积极参与者。”
在处理国内其他事务方面，尼克松获得了具体的成功。他是第一个认真处理环境问题的总统，成立环境保护事务局，让比尔·拉克尔肖斯负责。尽管在一些工业学家看来，环境保护事务局仍然极富争议性，但是它设立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从１９７０年以来，铅的排放量下降了９８％；解决了７千３百万人口的污水排放问题；最近几年来，氯氟碳化物的排放量下降了６０％。现在，空气更新鲜了，水源也更清澈了。尼克松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进行了重要改革，提高了生活费用救济金的年度标准，使这笔收入不由官员们控制。他也使国家给地区政府以更多的自主权，还实施了自愿服兵役制度，并开展科研活动以攻克癌症，他给美国土著民族在拥有土地和资源上以更大的自主权。
但是，他在国内所获得的突出的成绩却鲜为人知，他消除了南方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批评家强烈谴责他用政治手段左右华莱士的选民，他所谓的南方战略帮他在１９７２年的竞选中以压倒性多数票胜出。但是，放弃民主党司法部对南方所采取的敌对立场，利用不易被觉察的幕后压力，会更有利于尼克松消除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批评家们恰恰忽视了这一步。１９６８年，６８％的南方美籍非洲儿童就读于黑人学校，到１９７４年，这个数字是８％。南方自由主义者汤姆·威克颇具怜悯之心地在尼克松传记中——《我们的一员》写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消解了种族学校，这是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情。”
前些时候，大家想为尼克松取一个绰号，特工人员决定称他为“探照灯”，这个雅号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喜欢暗处操纵一切的尼克松具有运筹帷幄的天赋和能力，他朝地平线抛出一柱光亮，在漆黑的暗处探索，就能发现危险和机遇的所在，而后重新部署国家的发展方向，这种高瞻远瞩的能力对于任何组织部门的主要行政官员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一个总统来说则更是至关重要。２０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总统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是：两位罗斯福、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他们对历史发展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而且能够顺水推舟。尼克松的缺点令人痛心疾首，但他熟谙变化的力量，并让它按有利于自己的趋向发展，尼克松曾说他要“推动历史”，他的确做到了。
要是这就是尼克松的全部，该有多好……
理查德·尼克松３下野探源（1）
有一天哈里·杜鲁门突然说：“迪克·尼克松也许读过宪法，但是如果他读过，那他也没理解。”实际上，尼克松完全有理由为他所拥有的宪法知识而感到自豪，然而可悲的是杜鲁门说对了，他的行为经常表明，他不理解宪法。尽管他具有做总统的智慧和坚韧，可他内心总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团火在我们的民主体制中不适合出现在领导人身上。
导致总统倒台的因素很复杂。尽管我为总统工作，且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经常见到他，我起初了解得也不多，我那些同僚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保密工作在白宫内部比在哪儿做得都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才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尼克松倒台可作为教育未来领导人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１９７３年的７月１６日。
我开着我的大众“甲壳虫”穿过白宫警卫驶进老办公楼附近的停车场，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的助手在隔壁白宫西翼进进出出呢？“出什么事了？”我问。“不知道，很明显一会儿要有事儿发生。”一个朋友说。１０点钟光景，我的电话响了，“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下午两点钟为水门窃听案作证。我们有些人要到肯·克劳森办公室去旁听，你去吗？”“去，”我说。
克劳森的办公室在老办公楼的东北角，很大、很气派。联络官赫布·克莱因和查克·科尔森也在那间办公室办公，后者为总统做日常安排。肯以前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与新闻界决一雌雄的劲儿得到尼克松的赏识，他的率直又吸引了其他人。我两点钟左右踱进来时惊讶地发现竟然有张办公吧台，一些同事已经在喝什么，“怎么这么早？”我好奇地问。“等着瞧吧。”有人回答。
我们没等多久。巴特菲尔德刚一走上证人席，听证委员会的一位调查人就问他白宫有没有录下椭圆型办公室谈话的设备。他的回答令人震惊，有！他答道，然后平静地描述了他如何帮助总统在椭圆型办公室和总统隐蔽办公室安装灵敏录音系统，这两个房间都在老办公楼中与我们隔厅相望。他的揭露引起满屋骚动。我们都很震惊：至少从１９７１年开始尼克松就录下了他与别人的谈话。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对立。
就个人而言，我对此欢欣鼓舞，因为我认为总统最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证明：发生在去年夏天的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事前毫不知情，事后也没参与掩盖活动。但除了总统的否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否认，以及圈内其他人的否认，我们不能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现在，有了录音带，终于有了证明总统清白的有力证据。屋里的一些人同意我的观点，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精英派或与世隔绝的郊区人。我们离开那里，雄赳赳地投入到即将来临的战斗。
我也注意到房间里的一些其他人，那些出身较苦没有什么特权的人做出的结论截然不同。都结束了，他们总结说，总统被赶下台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些人喝醉了。如果我们这些人看得同样清楚的话，那我们也醉了。在街头玩曲棍球长大的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就是比我们这些在运动场里打曲棍球的理解得深。
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事件的进展逐渐驱走了我的天真想法，我慢慢地对尼克松政策的薄弱部分有所觉醒。那个在内阁、在玫瑰园、在椭圆形办公室、在隐蔽办公室里见到的我所尊敬的人并不是他的全貌，那只是他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现正展现于世人面前，摧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也使我们这些在他周围并相信他的、忠实于他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白宫内部的掩盖手段
在白宫内，高层里隐隐约约好像出了点问题，但又不止是这些。１９７２年６月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选前四个半月左右，我读完《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侦探小说，对我妻子安妮说，我们在竞选战中可能要有麻烦。那篇小说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使人回想起在华盛顿流传着的神秘的“黑袋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某天深夜，有人悄悄潜入某政要的家中，搜查他的文件，却没拿走值钱的东西。我怀疑这次是一桩“三流的入室抢劫案”，正如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起初所说的那样，听起来是位居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高层的某个疯狂的白痴要搞个噱头。谁能肯定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以至数月里，我们这些低职位的工作人员得到保证，不论是尼克松还是白宫的其他人员都没做错什么。尼克松直接对我们这样说，霍尔德曼和其他人也用坚定不移的口吻这样说。这个被大多数记者称为“违法行为”的事件在１９７２年竞选中虽然从未平息过，但我还是愉快地随总统步入了第二个任期，以为水门事件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１９７３年的早些时候，突然有传言，说约翰·赛里卡法官开始审理该案，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两位记者也把钱作为线索开始追查。“跟住钱。”据说“深喉”是这样对伍德沃德说的，这也是对现在作调查取证工作的记者的一种暗示。（深喉ｅｐＴｈｒｏａｔ〗：指身居要职匿名揭发政府内部非法活动的人。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对内情提供人的隐匿称呼，借用当时盛演的一部影片名。——译者注）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伴就那样做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条从入室盗窃事件一直通向白宫的路。很明显，罪责要比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我们仍坚信，不管他的手下犯了什么罪，尼克松本人是清白的，他的内部小圈子的人也是清白的。政治上，人们会相信自己所认定的人，尤其是当他被选为总统时，如果你在白宫为他工作，更是如此。把领导人理想化是人的天性，年轻人尤其如此，人们确信自己是向善行为的一部分而去忽视那些相反的证据。如果你胸怀大志，你就会憎恨那些表面上贬低冒险精神的人。
尼克松集团严密封锁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证据，使我们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并被排斥在外。霍尔德曼说，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事情会好的。他们的否认之词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每天都见到总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人在努力工作着，一副正直的样子。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从没有人坐过牢，很难想象这些人中有人会锒铛入狱。人们很容易相信查克·克尔森和肯·克劳森攻击《华盛顿邮报》带有偏见，他们俩像是自由领袖，而且出版商凯·格雷汉姆总与总统过不去。几年后，我们开始了解并非常敬佩凯瑟琳·格雷汉姆，我认识到他们的攻击有多无耻。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切身经历不断加深我的认识：尼克松是清白的。有人告诉我雷·普赖斯将直接为总统准备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讲话和公开声明，其他人不能插手，但还是有一些次要指控受到国会调查并造成政治麻烦。总统想就这些次要问题发表白皮书，用一些冗长的文件来检验那些证据并证明那些有关违法行为的指控不成立。作为总统撰稿人和研究小组的新组长，我要与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工作，并成为白皮书的主笔。
比如在１９７３年的１２月３１日，我们全家正在北卡罗莱纳州度假，我被召回白宫起草一份白皮书。窗外雪花纷飞，我扎在美国总统的私人记录堆里，度过了一个难忘而孤独的除夕夜。
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同税务律师和库伯＆利伯兰事务所的会计师调查对总统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指控。我们发现的证据是总统很抠门儿和有问题的扣除赠款（为了吹嘘，尼克松此前曾慷慨宣布要赠送给白宫内阁室一张新桌子，可他的缴税记录却显示他马上就提取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慈善扣除赠款）。最终，国内收入署否认了多扣除赠款并确认尼克松拖欠一大笔税金（４３万５千美元外加利息），但都没找到盛传的腐败的证据。
批评他的人还指控尼克松在安全部门为他在位于圣克里门蒂的新家安装安全防范设施时欺骗了纳税人。这项指控称，他不当地利用安全部门改造他的住宅以增大其价值。我们那个小组花了十几个小时作内部调查并起草一份白皮书指明大多数（不是所有的）改造都是为了安全需要。还有指控说总统串通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收受１万美元贿赂的问题，在华盛顿这通常叫做“牛奶钱”，猜测说这个卖牛奶的把钱给了康纳利。那时，白宫的录音系统已被曝光，我接到指示让我筛选一下录音，写成文本并起草一份公开报告。就我所知，这还是白宫普通工作人员中第一次有人去碰那些磁带。磁带发出沙沙声响，几乎辨别不出内容，但我办公室的贾尼斯·巴比里花了几个小时分辨出了那些内容。这些证据又一次使尼克松（还有康纳利）摆脱了那些严厉的指控。
得承认，与水门事件相比，这些次要问题微不足道，但如果他在这里受到了错误指控，我这样认为，对他的那些严厉指控都是胡扯。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我都这样认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2）
深喉的阴影
1973年的某个时候，我拿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华盛顿邮报》的都市版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开始往我办公室打电话，一般是在晚上我还没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