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能拉到至少一百个来自共和党人的选票。白宫内，大家都警告克林顿说金格里奇在说谎，克林顿最后会受骗的。
阿拉法特和拉宾要到白宫签署和平协定的意外消息给了克林顿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亮相的机会。我们邀请三位前总统里根、卡特、布什到白宫参加签署和平协定仪式，并停留到第二天早上等待宣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们的出席能最有效地传达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符合国家利益的信号。那天早上许许多多的人聚集在白宫东厅，我们很紧张，因为克林顿的讲稿顺序乱了，我们担心他讲话时会卡壳。每一位前总统的讲话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林顿拿起话筒，扔掉了讲稿，带着比他以往几个月都充沛的激情大声说：新的贸易协定不仅有利于美国，它也将有利于全世界。他将竭尽全力去说服国会。布什接着评论道：“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立足国内看世界，而我是立足国外顾家里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林顿一边争取国会，一边就协定的细节进一步与墨西哥谈判，以争取那些举棋不定的人的支持。签署了柑橘副协定以争取佛罗里达州的部分代表；为帮助路易丝安那州，又签署了削减蔗糖的协定。坎特迫使墨西哥谈判代表作出了许多让步，最后他们说请不要再打电话来了。这次，麦克拉蒂又拿起电话，温和地又争取到他们的几分让步。与此同时，克林顿正在力争达到微妙的平衡：他需要墨西哥做出足够的让步来赢得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又不能做得过分使协定被墨西哥否掉。墨西哥总谈判代表贾米·撒拉是位老手，帮助我们达到了最终目的。
克林顿表示公开欢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民意测验却显示６０％的公众反对。先前有几个国会议员告诉克林顿他们愿意帮助他，条件是克林顿必须为他们在选区里提供保护，以免下次选举时落选。如果选民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共和党人肯定会落选。而民主党没有工会的支持，情况会更糟。转变公众的意见成为两党在国会里结成联盟的前提。
克林顿在全国巡回讲演，商业团体用广告和公开声明来游说自己的选民。美国人被问及贸易问题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经验证明，只要有明显的好处，公众就会转向自由贸易。当需要总统以其领袖魅力引导公众转向的时候，克林顿表现得很令人满意。实际上，他过分夸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在主要外交政策上也夸大其词一样。但我们的公众支持率开始上升。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一个大障碍：罗斯·佩罗特。他正在扰乱我们。他一年前曾拥有１９％的大选支持率，力量不可低估。佩罗特提醒公众警惕预算赤字的做法让人称赞，但是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诚布公的批评却把人都吓跑了。他声称“国人要丢掉工作的。”他的听众也点头表示同意。如果要取胜，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和他在电视上做一对一的辩论，我们首先想到李·雅科卡，他在总统办公室见过总统后，同意为总统的大选帮忙，但对和佩罗特辩论不感兴趣。
谁是最佳人选呢？一天早上，副总统手下的杰克·奎恩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悄悄地找到我说：“我想戈尔应该和佩罗特来个一对一辩论，让拉里·金作主持人。戈尔很愿意干，他想知道你怎么看。”我让他立即行动。我已经见过戈尔如何与克林顿一起说服国会议员，副总统的说服力至少与总统的不相上下，只要他做得有总统一半好，就能战胜佩罗特。另外，我们也只能冒险一搏了。
其他人对此都抱着更悲观的看法。和戈尔关系十分紧张的乔治·斯蒂芬波洛斯表示明确反对，还有许多人和他看法一致。奎恩、麦克拉蒂和我是班底里仅有的支持者，不过我们还有一张王牌：副总统戈尔本人。我想克林顿会出面解决问题，可是还没等到让他知道这件事，那天早上，戈尔就已经通知了ＣＮＮ。克林顿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现实。戈尔着实让我很吃惊，但这种事儿算不上绝无仅有。尼克松就没与艾森豪威尔商量自顾自地发表了一对一辩论演说以挽救自己的副总统职位，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还有过类似的事情。
在研究辩论日程时，我是和佩罗特联系的中间人。佩罗特面对公众一直是不遗余力，大讲笑话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可是能量惊人。我担心要是公开论坛的话，戈尔会赢得点数，但佩罗特却能赢得观众，那样就会使电视观众动摇。我打电话给佩罗特说：“如果是在礼堂或剧场的话，我希望是最小规模的，而且我们要发票以保证代表两边的人数一样多。不过我倒觉得你们两个在演播室里，没有听众打扰，一对一辩论不是更好吗？你能不能马上和拉里·金到华盛顿ＣＮＮ的演播室来？你看是不是这样更好？”
我肯定他会坚持要公开辩论，他是决不会放弃这个优势的。但他却马上说：“就在华盛顿吧。”这很符合他的大丈夫气概。“我听着呢，”我说，不禁心里暗喜。
戈尔知道和佩罗特的辩论一定会反复提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把自己关起来准备。他也打电话叫我们到他住处去预演。晚上９点正式电视辩论前的那天下午，他把我、杰克·奎恩、电视导演麦克尔·希恩三个人叫到他家。他站在台前，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了。我和许多政要一起工作过也看过他们紧张不安的样子，可他太叫我担心了。离电视直播只有几个小时，政治经验丰富的人还没有进入状态。我想佩罗特肯定击败我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没救了。
接下来的几小时，戈尔振作了一点，可还差得很远，他说：“我得先休息一下，吃点饭，冲个澡。”于是他走了。９点前，他走下楼来，看上去精神焕发，可还是很紧张。我们似乎正走向一场灾难。
辩论开始前２０分钟，我们离开他的官邸，准备上路。我打算挤进他的车子，好在路上继续和他谈谈。“别上他的车，”杰克叫住我，“你、我，还有麦克尔都坐后面的车子。让他夫人迪珀单独和他待在一起。”
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二十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穿过城市，到达目的地时，戈尔已经彻底变了。他已经由“克拉克·肯特”变成了“超人”。他已准备好击败佩罗特。我一直纳闷：难道迪珀是他的秘密武器？是他的情感避难港？
戈尔的表现让我们遥遥领先。许多人看了现场辩论或随后的剪辑之后，消除了对协定的怀疑。协定表决前夜，转向我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他们需要的保护措施，大批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赞成。不管白宫里的人多么疑心重重，纽特·金格里奇还是兑现了诺言。他们一伙人用了几个星期就悄悄地争取到了许多共和党人。最终，共和党中的大多数有１３２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４３人反对；民主党中支持者１０２人，反对者却有１５６人。
协定在参议院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克林顿执政时期两党关系的最佳时期，甚至比最近对华贸易协定的通过时还要好。１９９６年通过福利改革法案的情形与此差不多，但是那一次共和党人让克林顿签署的法案更像是他们的而不像是克林顿的，他的一些顾问也因此辞了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真正的政治联姻的产物。历史也很眷顾它。即使布什在任时谈完该协定，民主党的国会也不可能让它通过。要在克林顿就职时协定还没有开始谈判，他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出了力，协定才得以成功。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总统领导艺术的标准范例。乍看来，是美国签署了这一协议，要去承担一项国会和民意都不赞成的国际事业。过去有很多事例表明这样的事业下场都是可悲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保存有许多条约协定，他们由行政部门签订却从未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只能束之高阁。根据最近的统计，类似情况有５０多例。起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看上去也要成为废纸一堆。可虽然一开始时克林顿有些笨手笨脚，但是他不仅承担起这个看上去必败无疑的事业，还为保证它获得批准发动了一场机智勇敢的“战斗”。
就像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指出的那样，总统的权力能产生权力。在艰苦斗争中能够很好地行使领导力量的人会发现在未来的斗争中自己的声誉和力量都在增长。在美国政治中没有什么比总统加上国会的力量更强大了，国会中两党合作产生的巨大胜利能为总统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本。这就是领导艺术的魔力所在。预算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使克林顿达到了总统生涯权力的顶峰。不幸的是，他没有保持住。
围绕预算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的斗争预示着我身上要发生一些倒霉事。预算案斗争之后，许多白宫同僚对待那些没有支持总统计划的民主党中立派的态度令我很不安。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卫·博伦等参议员和戴夫·麦克迪地等国会议员都被起了绰号，有传言说他们都成了地位低下的贱民。我认为这么做很愚蠢，因为克林顿表示要做新民主党人，像博伦和麦克迪地这样的人都是关键人物。为了将来的斗争需要，最好原谅他们，忘掉过去，欢迎他们回到这条战线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是自由派放弃了他们的总统。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大卫·伯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人们反对克林顿。这在过去可算是大逆不道。要是林登·约翰逊的话，可能会把伯诺赶出城去。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斗”结束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公正是否能占上风。为制订日后的行动步骤，工作人员在罗斯福套房召开会议，希拉里到会，总统没有参加。我觉得该是我讲话的时候了，就说了下面的话，大意如下：“我注意到由于民主党中间派在预算投票问题上反对总统，他们事后受到了何等的惩罚，我相信伯诺先生将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比中间派对总统所做的还要过分。”
我的话亵渎了神灵，房间里一片死寂，希拉里愤怒地盯着我。最后大家同意应当邀请伯诺先生于当天到白宫来喝下午茶，以加强关系，弥补裂痕。毕竟伯诺对立即要着手进行的卫生健康改革很重要。显而易见，如果总统认为自己是新民主党人的话，他在自己的白宫里也一定是少数派。不久，我得知因为我的发言，我和第一夫人的关系恶化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惊人后果还不止于此。总统慷慨地感谢了自己班子和民主党里勇于支持他的许多成员，但却只敷衍了金里格奇和共和党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我很后悔当时不该起来发言。人们能想象得到金里格奇会是多么地恼火，因为共和党人的合作只换来那么少的回报，国会里的朋友告诉我，纽特发誓再也不可能让克林顿利用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4）
一项重大决定
1993年１２月的一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办公室，看到一条留言，写着“给鲍勃·凯泽回电话，有要事。”这位《华盛顿邮报》的总编为什么打来电话？我感到不安，就像听到医生看了你的验血报告后打来电话一样。
克林顿在立法上取得胜利，即使这样也很难让我赏识他，因为他正在走向深渊。
５分钟后我和凯泽通了电话，他说：“我很少给你打电话，除非事情紧急。我们觉得在‘白水事件’上，我们在推诿搪塞一些事情，我想让你了解这一点。”在电话中他谈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寄给克林顿总统顾问布鲁斯·林赛一封信，他是总统最信任的顾问又是来自阿肯色州的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信中提到克林顿夫妇入主华府前几年间存在的财政问题。此信于两周前寄到，至今林赛尚未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敏感嗅觉已触到克林顿夫妇的过去，他们已经蠢蠢欲动了。
于是我解释到：“鲍勃，这封信的事我是第一次听说，我会调查此事，然后给你回复。”我觉得他和我同样清楚在克林顿高层机构内，我仍然是一个新面孔，我的到来唤起的是一些年轻同僚们少之又少的热情。我的影响力能起多大作用，谁也没有把握。但鲍勃和我在“水门事件”时就有过接触，当时也是一个在《华盛顿邮报》供职，另一个在白宫。我们还都记得那些日子那种无形的隔阂在我们之间产生了多么消极的影响。６０年代初期，我们曾一起在《耶鲁每日新闻》共事，当时鲍勃就擅长写调查报道，并以此闻名。他很公正，但却固执。而且，一旦受到误导，会变得非常固执。
当晚我首先拜访的是麦克·麦克拉蒂，此人的诚实与友善我一直赞赏。他似乎也不知道那封信的事情。做了进一步调查后，我向麦克建议由林赛、季恩和我去《华盛顿邮报》对其记者所需要的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季恩和我也好做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时季恩已出任联络部主任。麦克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几天过后，我们这支白宫的“三重奏”乐队约好在傍晚相会。也许建议去《华盛顿邮报》是一个错误，应该是反过来的，这是否让他们感到我们太过心急了？但我只想给邮报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届的白宫工作人员是极其友善并乐于助人的。
等待我们的是一群编辑及记者，他们对问题的核心极感兴趣，他们抱怨克林顿的助手缺乏合作精神，能追溯到１９９２年大选，他们要求白宫准许他们查看一系列涉及“白水事件”的不正当行为及以前州长竞选活动的文件。林赛则认为白宫的文件不是很完整，如果公开，会引起误解。他还强烈地抱怨《华盛顿邮报》对“白水事件”的报道不公，交出更多的文件只会导致新一轮的负面报道。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更有说服力。在比较了一些文件记录之后，季恩和我都认为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交出《华盛顿邮报》所需的所有材料。
第二天，我把这一切全盘托出，告诉了麦克拉蒂，说明在《华盛顿邮报》有机会查到所有的文件并得以报道有关内容之前，我们应首先向白宫所有新闻媒介公开这些材料。当然，记者们对所有档案文件查阅之后，火力密集的负面新闻报道将很可能袭击我们，但是如果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有所启示的话，那无疑是指作为总统必须得放下架子，接受指责，而不是隐藏事实，任由媒体一件一件地揪出曝光，进而给他的对手造成可乘之机，发起邪恶的调查。第一过程可能是不愉快的，但要是第二过程就可能导致灾难。麦克拉蒂也同意，他承诺与克林顿会晤，届时由我与季恩提出方案。
这次会晤定于１２月１０日星期五晚上７点在楼上总统的寓所进行。我被告知麦克及克林顿夫人也将参加。事情似乎要引起争议：克林顿夫妇的律师反对公布文件，而季恩和我却赞成。谁知道还有何人能起决定性作用扭转局面呢？林赛？他也许会反对。斯蒂芬波洛斯呢？也许他会赞成，最好等等看吧。
离７点钟还有几分钟，我和季恩在白宫地下室不安地等待电梯把我们带往白宫二楼的总统寓所。电梯到达，门自动开了，令我们奇怪的是麦克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