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外的难对付的狗。我很难辨别这些流言的真伪，但从女人们对他总是前呼后拥的样子来看，他很难会洁身自好。人们常常想问克林顿一生中还做过哪些错事，而我却不屑于知道。从６０年代至今的几代人中我没有发现一个圣人，我本人也不是圣人。我猜想，如果他竞争白宫的宝座，就会收敛自己的生理需求，就像特迪·肯尼迪与卡特竞选总统所做到的那样。克林顿雄心勃勃，岂能以放荡打发时光。
随着我们友谊的深入，他常与我聊起政治，他想透彻地了解里根和其他总统，而且他让我明白许多民主党的政治。他想要竞选总统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很明晰，所不清楚的是这一时刻何时到来。他找了很多人共议大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克林顿最终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宣布参加竞选时，当晚的１０点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使我感到很意外，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内容是有关他当选的希望有多大，然后就像离开在他家举行的节日晚会那样，我向他道别。当时，他认为自己在１９９２年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机会并不很大，这场竞赛更像是１９９６年大选的一次热身，他对赢得１９９６年大选更有把握。在大选期间，我曾几次报导过他。一有空我们便聊起来。当时我是《麦克尼尔／莱若尔新闻时段》节目的政治评论员，我提醒观众，我与克林顿有着良好的个人交情。
２０年来，在历届总统选举中我一直投共和党的票。１９８８年我投了布什的票，反映了我对他１０年来的支持以及对他成功的热切期望，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为达到了我的期望，但是我却越来越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积极地行动起来解决国内的需求。这也正如威廉·施奈德所评论的那样：布什正在变成缩手缩脚的总统。自从离开了里根总统进入新闻业以来，我得到了一次周游全国的机会，以便更深入地关注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文化的衰退。在《美国新闻》的社论和电视评论中，我开始积极倡导彻底的社会改革，并且敦促布什积极采取行动。布什主动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例如削减财政赤字。但共和党更加保守，而我则主张激进变革。
我与布什总统情感上的决裂开始于海湾战争结束时，他的民众支持率攀升至８０％以上，他可以在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议会中呼风唤雨。当他备受瞩目地出现在国会上时？熏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任何议案，他的智慧之源似乎已经枯竭。在美国国内不会有我所期盼的“沙漠风暴”，我感到非常沮丧。虽然我仍旧很钦佩布什，对我们旧日的友情仍心存感激，但我却很悲痛地得出结论：布什将不会致力于改革。早在１９９２年，我曾与罗斯·佩罗特共进晚宴，事后写了一篇有关他的热情洋溢的报道，而后他拉我加入他的竞选班子，我拒绝了，我不是要找一份工作。我孜孜以求的是国家发展方向的转变。
那年１１月，我投了比尔·克林顿的票，我认为他是复兴特迪·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精神的进步政策所构成的新时代美国最具有希望的领导人。克林顿早期的政治活动不仅变革了许多国内制度，使新制度更加顺应普通民众的呼声，而且建立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这是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称道的，对我来说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刚刚获得冷战胜利的美国必然要将全部精力倾注到弥合国内裂痕的工作上来，使全体民众能够凝聚在一起。比尔·克林顿将使这一火炬传承到白宫。他的当选增加了我的期盼：改革的新时刻即将来临。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2）
没有活力的大选
当竞选结果于当年１１月揭晓时，很明显，克林顿入主白宫也并不十分舒服，仅有４３％的选民投了他的票，还有３７％的选民选了乔治·布什和１９％的选民支持罗斯·佩罗特。佩罗特是有史以来作为两党之外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一位。克林顿老家的阿肯色州给予他过半数的选票，再没有别的州这样支持克林顿了。
２０世纪除克林顿之外仅有两位总统以如此微弱的优势进入白宫，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他于１９１２年以４２％的选票赢得选举；另一位是１９６８年以４３％的选票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在这两位总统的情况中，他们各自的党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多少起到了杠杆平衡作用。而对克林顿来说，民主党１９９２年在众议院丢掉了１０个席位，其后不久在一次特别选举中在参议院又以一席之差落后，他的党在众议院中所占的席位是倒数第六。共和党人倒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民主党人值得庆幸就太少了：克林顿没有获得授权，威望也不高，他赢得的只是总统的位置而非总统的权力。
研究了选民态度后，克林顿未受到多大的鼓舞，正如乔治·Ｃ·爱德华兹所指出：“投克林顿票的选民中有很多人不是因为赞成或拥护他，而是因为他们反对布什。民意测验发现，５４％的选民更愿意政府降低税率、减少公共设施的支出，而不是提高税率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很难说他们选举克林顿是对一个行动主义的民主党总统的政策信任。”大选结束后，学者托马斯·帕特森在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分析道，虽然新闻界对克林顿比对布什偏爱有佳，但克林顿是当代当选总统中的反对率最高的一位。
克林顿不能指望华盛顿的诸多盟友。除了竞选班子和私交颇深的朋友群以外，克林顿和首都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在议会中他只能依靠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大卫·普赖尔和戴尔·邦普斯的支持，此外就再也没有谁了。毕竟，他也未在华盛顿花费太多的时间。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和乔治亚·索伦森在《死亡中心》中指出：克林顿的竞选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这才使他从民主党人中脱颖而出，该党在国会山中的大老们正对这个游手好闲的小伙子的能力拭目以待。对于共和党来说，他们正摩拳擦掌，想争个高低。在里根当政的最后岁月以及布什任期的四年中，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对他们的总统轻蔑傲慢，报复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如果国会开始对克林顿发难，新闻界是不甘落后的。虽然许多媒体在大选中对克林顿颇有倾斜，但是现在对他绯闻的追踪却热情高涨，曾经赞誉克林顿是民主党新形象的许多记者也跟着随波逐流，其中包括乔·克莱因和迈克尔·克雷默这样有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家。资深专栏作家大卫·布罗德却不愿轻信流言，他在其研究中发现，新闻界对克林顿更加尖刻，更容易妄加评论。
克林顿赢得了一场没有活力的大选。对于他品格的怀疑深深植根于公众的观念中，所以他必须特别小心，走错一步，他就会摔得粉碎。人们原以为时局对他多有不利，克林顿会在大选之后立刻展开工作，为政府绘制出重大的持久的战略。恰恰相反，他却让时光从他身边白白溜掉了，后果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未来的总统应引以为戒。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3）
重要的十一周——迷失的日子
公众认为克林顿从竞选结束到就职典礼这１１周应该是一段愉快的时光。可是美好的时光像清风一样转眼即逝，他也差不多变成了另一个杰克·肯尼迪。当克林顿召集由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经济学者和其他商界要人参加的高层会议时，备受８０年代末经济萧条困扰的工薪家庭对会议探讨如何改善经济形势非常关注。虽然会议没有做出重大的政策决定，但克林顿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明白无误：他重视经济。大选中仅有４３％的人投票支持他，但在过渡期结束时，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５８％。
然而，纵观这段过渡期，我感到非常困惑。由他的公共关系机器建立起的表面平静局面的下面，正潜伏着混乱。１１个星期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有效地利用这个过渡时期，１月２０日之后才能有和谐的局面。正如我们在卡特和里根当选总统时所见：新总统必须抓住１１周的过渡期任命新的领导团队、制定政策和商讨计划、建立与关键选区之间的桥梁并且他也应适当休息。现在是将竞选的成功置于身后，把重心放在如何执掌政权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还停留在竞选时的那些做法上。
毫无疑问，过渡期在他的思想中埋下了几乎毁了他的祸根，我是这样看的。１１个星期尽管表面看还算热闹，可实际上却被无端地浪费掉了。克林顿犯了三个根本性错误：
第一，他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领导的团队。在理智上克林顿明白，新总统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是在宣誓就职后建立起一个职责分明、行之有效的政府。托马斯·曼和诺曼·奥恩斯坦恩指出：“组建新政府的任务量是惊人的：新总统要任命６千多个职位，包括大约６百个参议员组成的内阁，还有非正式顾问团成员。……如果在就职典礼前，任命进行得不够顺利，就要推迟到总统就职后的几个月内进行，这样将给政府各部门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政策制定上会出现断裂。”
克林顿一开始并未出差错，他让有经验的人负责过渡期的任命，比如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弗农·乔丹。他和戈尔不辞辛苦地与他们会面，选择内阁成员，他还坚持内阁要有“美国特色”，这是他在竞选中的承诺。虽然批评家们苛刻地指出他的内阁中没有吸纳一些重量级人物，但新内阁确立后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也确实履行了克林顿多样性的承诺。历史上第一次白人男性成为了少数派。
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比例平衡以及考虑令人头疼的选举方法而拖延了组阁过程，致使部分职位仍然空缺，大多数内阁官员没有时间去召集非正式顾问团会议。因为职位空缺等问题困扰着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所以在克林顿刚刚就职后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个月里，政府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是空壳。在过渡时期，克林顿在官员任命上犹豫不定，反复无常，连克林顿都感到这给许多被任命的高层官员带来了伤害。
更糟糕的是，克林顿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考虑白宫的人员安排。直到新政府成立前夕，大多数人员才知道自己的职位和职责。克林顿本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这样没有人能够为政府在最初几个月制定计划，而里根政府却做得相当漂亮。克林顿的人马是从小石城急急忙忙地赶到华盛顿的。
不可思议的是，克林顿政府高层官员几乎全是从他的竞选班子中挑选的。人们一定注意到里根的成功经验，他在任命政府官员时是将他大选的支持者和华盛顿首届政府的资深的政治家一同考虑的。追随克林顿的人似乎对论功行赏更感兴趣，对为吉米·卡特工作的人怕得要死，当然得拒之门外。斯图尔特·埃曾斯塔特曾向上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表示他愿意担任他的副手。埃曾斯塔特本可以成为克林顿政府的重要的补充力量，但却被白宫拒绝了，原因是他曾做过卡特的国内事务顾问。在决定对外政策高层职位人选时将曾为卡特工作过的人通通拒之门外，这似乎有些荒唐，但这是事实。埃曾斯塔特出色地担任外交事务方面的职务，并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担任财政部和国家高级职位上干得很出色。布莱克鲍尔斯起初也将麦克·麦克卡瑞拒于白宫之外，理由是在总统大选的早期他曾为参议员鲍勃·克里工作过，他因此而获罪。像汤姆·多尼朗等许多华盛顿前任政府的资深官员都曾准备效力于克林顿政府，但任命书却迟迟没有到来。假如克林顿能像大选之时那样心胸开阔一些，吸纳这些资深的政客进入白宫，那么克林顿就不至于在就任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那样举步维艰。
乔治·斯蒂芬波洛斯、迪·迪·迈尔斯、拉姆·伊曼纽尔、吉恩·斯珀林等进入白宫的人都很有才华，他们是１６年来民主党赢得大选执掌白宫的中坚力量，但他们还很年轻，在政府管理上缺乏经验。迪·迪·迈尔斯很少接触华盛顿，也从未在此工作过，如果她曾做过新闻署副署长这样的副职，她将非常胜任第一把手的职位。但现在她就像一下子被抛到狮窝里，其工作艰难可想而知。她在工作中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团队中，常常不听她摆布。希拉里不仅对她的能力而担心，而且常常找她的岔儿。由于迪·迪有非凡的勇气和机敏的头脑，她的工作还不错，但她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吉恩·斯珀林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年轻、思想敏锐，曾被任命为经济政策部的副职，其上司是老练、经验丰富的鲍勃·鲁宾。经过在白宫的耳濡目染，斯珀林最终完全有能力胜任工作，并成功的成为克林顿白宫第二届任期的顶梁柱。但斯珀林的例子只是一个例外，多数与他年龄相仿的人，本应从次要的职位做起，却一步迈进了白宫最显赫的位置，这样招致许多麻烦。类似问题的出现应归咎于最高领导者的失误。
当克林顿邀请童年的伙伴麦克·麦克拉蒂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时，麦克起初还犹豫不决。作为被《财富》杂志评为５００强的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麦克·麦克拉蒂更愿意在商业部任职或成为白宫与企业之间的联络员，他感到自己缺乏在华盛顿工作的经验，不具备担任办公厅主任的资格。但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克林顿夫妇无意之中又一次在他们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树起了一道障碍，他们不仅拒绝了麦克拉蒂提名担任其副手的埃曾斯塔特，而且在没有征得各部长同意的情况下又安插了许多人员。在麦克·麦克拉蒂接受任命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在律师事务所的两个搭档文斯·福斯特和比尔·肯尼迪已被安置在顾问团中，另有一位希拉里前同事伯纳德·努斯鲍姆被任命为法律总顾问。尽管如此，麦克拉蒂在协助总统取得立法方面的重大胜利中起到了作用，但他常常不能把该办的事情办得井井有条也失去战机，总统最需要白宫井然有序，但麦克拉蒂在这一点上做不到。
克林顿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利用过渡期为上任后最初几周制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并启动国会的支持。克林顿的竞选虽然在政治上极具吸引力，但他没有为当选后制定清晰明确的计划，因而造成部分工作受阻。“经济最重要，蠢货！”只是赢得大选的口号，并不等于实际的政策，这句口号也不是行政命令，不会给他的过渡时期小组指出任何路线方针。鲍勃·伍德沃德在《议程》中详细指出，在这１１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在应采取的经济路线问题上不断与他发生争执，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又被在小石城举行的“经济高层会议”占去了很多时间。这次会议吸引了许多首席执行官和新闻记者，但取得的政策成果却很少。
克林顿确实想通过较早地召集民主党议会领袖商谈，以避免卡特任初所犯的错误，但这一积极的举措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效。１２月，由参议院多数派领袖乔治·米切尔和众议院发言人汤姆·弗利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小石城与新当选的总统夫妇共进晚宴。克林顿要求在削减赤字、改革医疗保障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