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弗与里根夫妇在加利福尼亚时接触的时间就很长，这使他与里根夫妇的关系比与其他同事的关系更亲密，好象是儿子与父母一样。当然，迪弗也表现出了像对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的忠实。迪弗与米斯、诺夫齐格还有其他加利福尼亚的保守派人士也共事多年，与他们保持了友好关系。可是在内心深处，更倾向于自己属于温和派，所以与贝克更投机。实际上当时他成了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诚实的中间人，但保守派认为他与温和派接触更密切。在公关方面，迪弗表现出众，本书后面将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作更详细的描述。
每天早晨，南希·里根都打电话给迈克了解里根当天的工作安排情况，同时向贝克或米斯传达旨意。在某种程序上，南希是个具有非凡本领的能让总统倾诉其梦想与失望的惟一对象。我们了解的其他总统中没有一位与第一夫人能保持这样的特殊关系，把内心的想法只对第一夫人一个人倾诉。据我所知，南希是里根的第一好朋友，没有其他人可以称为里根的第二好朋友。这样来看，南希与迪弗保持联系对管理白宫是很重要的。
起初，南希不参与政策问题。但里根的日程安排得过满时，她就采取严厉措施解围，监督各机构的职员，保证他们忠实、和睦、有效地完成工作。里根不喜欢解雇职员，南希却相反。我还记得尼克松最喜欢格拉德斯通所说的一句话：“每位首相都必须是一个好的屠夫。”这一点儿也不假，必须得有一个人严格执行纪律。在里根执政期的白宫里，南希充当了这个角色，这使她在新闻媒体以及被解雇的职员中留下极不好的印象。瑞根在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服务满六年后被炒了鱿鱼，几乎没有人对他表示丝毫感谢，愤怒的唐·瑞根在回忆录里痛斥着她。不过，里根本人也得承认，在很多时候南希的作用不可低估，既是他的第一好朋友，又是政策的强制执行者。
然而在白宫日常的工作中，是“三套马车”把政府各部门调动和团结起来。每天早晨七点半早餐时间，三个人聚在一起，核对记录、为早八点的办公厅大会准备议程、以及九点总统的私人会晤做准备。平时工作中若有紧急事情发生也互相交换意见。里根旅行时总有一个人伴随在身边。三人组合总是将信息及时地传达给里根，而对下属又严格地进行管理。这样的工作方法正是总统所需要的。
三人组合制本身可能已经满足了领导的需求，但是理查德·达曼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革新方案：建立一个立法战略小组。除了原三人组合以外，吸纳了新的成员以制定总统的议事日程。包括：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达曼、内阁秘书富勒、管理及预算部部长斯托克曼、国会联络人杜伯斯坦、公共关系联络人伊丽莎白·多尔、交流部主任格根、新闻部长斯皮克斯，还有制定政策的要人如安德森和财政部长唐·瑞根等。
立法战略小组常常聚集在贝克办公室制订计划，讨论如何起草法案、如何使法案在国会山通过，需要说服国会中的哪些人？如何说服？用什么样的办法？怎样动员利益集团？向谁施加压力？如何向媒体传达法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专栏作家？我们的阵地在哪里？总统必须做些什么？内阁成员如何为总统分担一些负担？若得不到国会的支持，后备方案是什么？立法战略小组汇总了白宫事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便重大事情发生时可以应付自如，给总统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达曼为会议制定日程并跟踪监督。做决策时他总是想出最佳方案，先是全面观察，然后对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多方面的预测。虽然我们俩有时也争吵，可后来我发现他对公共事务所奉献的精神和承担的义务提高了整个政府的工作质量。立法战略小组这个模式应该在白宫延续下去，许多保守派人士总是憎恶达曼的存在，称他是中立派的黑王子，但事实证明里根获得成功，达曼立下了汗马功劳。
保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们温和派总是在里根取得成功这件事上得到过多的赞誉，保守派才对此大为不满，这情有可原。这个工作体制实际上是，保守派在踏踏实实地做雪球，而温和派把它们抛出去，很是抢眼。保守派智囊马蒂·安德森此前已经为作为候选人的里根工作多年，给他提出政策建议，他所负责的工作是里根竞选活动的中心环节，形成了经济工作日程的基础。里根入主华盛顿以后，贝克、斯托克曼、达曼、弗里德斯多夫、杜伯斯坦等人都在国会山做了许多协商工作，其他人如吉姆·布雷迪、拉里·斯皮克斯和我的主要工作是面向新闻媒体，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如伊丽莎白·多尔、埃德·罗林斯、李·阿特沃特的工作重点是与外界各团体沟通协调。除了罗林斯以外，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可称得上里根的坚定核心人物，也没有一个人在加利福尼亚或者新罕布什尔的竞选、预选时代表里根作过战。
但媒体对我们开始关注了，每次立法大战上媒体都更倾向于报道政见而不是立法工作本身。因此，参与立法的谈判者、组织者还有沟通协调者占尽了风头。虽然像贝克等温和派中的许多人士都应该得到赞扬，但也应指出里根竞争成功，保守派人士像米斯、安德森、诺夫齐格功不可没。
我怀疑里根是否注意到在媒体领域是谁在为他忙活着，因为他放在工作桌上一条标语，上写：“如果一个人不计较谁将得到信任，那么在这个人能做什么和他可以做得怎样之间就没有界限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里根更在乎的是结果和已经拥有的一切。
５０年前，为罗斯福制定政策、起草讲演稿的助手们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助手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甚至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这反而使白宫的工作更富于创造力。我不确定里根是否有意效法罗斯福的工作作风，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出现了许多争夺权力的花招，双方纷纷争做里根的耳目以争得他的支持，经常互相透露一些损人利已的消息或事件。马基雅维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君主论》阐述了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如何获得并保持其权力。——译者注）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争执已处于白热化阶段。我小心地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仍感觉随时都有可能有人向我万箭齐发。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认为我好像对别人也存攻击心理，这真令人感到压抑，虽然我不介意向媒体介绍朋友的一些情况，但我总是小心地不说任何过火的话。我不喜欢激烈的争斗，或许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不善长吧！
即便如此，里根所推崇的窝里斗的工作作风至少产生了一个好的结果：使为他效力的高层专业人士更具战斗力，更好地服务于外部世界。我们这些人之间可能互不欣赏，但对任何人来说，都想为吉坡（指里根，是他主演的一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去赢得胜利，常听人说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各自的政府内部强调忠实工作的同时鼓励激烈的竞争。在里根的政府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对总统来说，这样的力量团体确实更具有战斗力。
里根可以依靠保守派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方向，依靠温和派为自己扫除前进中的障碍，必要时达成妥协。保守派认为里根采取把某些厚颜伎俩带入争斗之中，温和派也同意这点，但同时表示待一切烟消云散之后，里根仍能取胜，保守派认为里根的力量在于心脏地带，这是正确的；温和派认为要获胜，里根必须处理好华盛顿内部的管理工作，这当然也确切无疑。我们之间观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里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实际上也如此，当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避而远之，让我们在总统办公室外解决这些问题，结果，贝克的办公室成了我们讨论解决方案的地点。大家对里根都怀有一份忠诚，于是这个方法很奏效，常常是我们拿出各自的计划，计划总是出于他的利益考虑，交给他修改，通过以后全面启动。因此计划一旦开始执行，就能够贯彻到底，坚不可摧。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对白宫未来的领袖们说呢？当然有。就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每一位总统都必须有个适合自己、又支持自己的班底。里根的三人战略小组是比较特殊的，可能并不适合其他人仿效。但是他的成功经验确实说明了处理白宫事务存在的普遍性原则，总结如下：
＊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作班底作支持，办公厅主任要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并有协调各方的能力。
＊工作班底应该包括各种类型的人，如对于总统十分了解的人，可以保持队伍的和谐；华盛顿资深人士，可使充满激情的团队工作更有效率；年轻人，具有活力与朝气；老者，能够提供智慧。
＊在工作班底内部的权力运作轨迹应该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能越轨，不能因循守旧或更不能混乱无序。
＊现代白宫应和其他组织一样，必须既能够适应新形式的快节奏，还应该有人自上而下来管理这个组织。
＊工作班底应该站在总统的立场上尽可能多地想问题，使总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应该是那些在工作班底内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以防总统工作负担过重。
＊总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以保证政令执行。
＊总统需要有一个知心朋友，工作之后可以与之交谈，而且不会把谈话内容泄露给第三者。
罗纳德·里根5 天才（8）
与媒体和谐共处
我所认识的六位总统中除了一位总统以外，其他五位都遭到媒体的猛烈攻击，甚至是批得体无完肤。尼克松认为媒体是导致他下台的主要力量。布什认为媒体对于在他任职后期出现的经济复苏现象没有给予积极的评价。克林顿认为媒体有意诋毁他的蜜月成就，尤其是让肯·斯塔尔有机可乘。只有里根一人例外。
白宫发言人蒂普·奥尼尔１９８１年表示：“里根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比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任何总统都好，甚至超过了杰克·肯尼迪”。《邮报》执行主编本杰明·Ｃ·布雷德利１９８４年说：“在我的记忆中，在邮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对里根总统比对任何其他总统都友好。”美国广播公司副总裁大卫·伯克曾为纽约民主派州长效力过，他告诉马克·赫斯加德：“对于里根为什么不像其他美国总统那样易受媒体攻击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释。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并不是因为里根威胁我们，也不是因为他以他的逻辑将我们摧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认为里根的处事方法得当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媒体，媒体自然也回报以尊敬。里根对媒体提出的问题常作模糊而不失技巧的回答，这让媒体感到失望的同时又赢得了对他的喜欢。“噢，哪有这么回事？”是他给媒体留下的印象。里根有绅士风度，不吝啬，这在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跟两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向人们展示了富于色彩的完美一面，如话语幽默，外貌俊朗，红润的肤色、宽润的胸膛。他也曾被媒体激怒，可媒体没有难倒他。他的某些政策可能偏离轨道，而导致不良的后果，而媒体仍旧予以公允的、酌情的描写和报道，连里根也这样认为。
另一个原因是里根手下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作班底，他与下属并肩作战，一致对外。和处理白宫的其他事件一样，他把人员分为两组，迪弗、沃思林、诺夫齐格、弗勒等人为一组，他们曾与里根一道在加利福尼亚工作过；另一组由贝克、布雷迪、达曼、斯皮克斯和我组成，都在华盛顿与媒体打过交道。
由于我们百日计划的成功实施，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步入了里根任职的初期。是真的一切顺利，还是在兜圈子、强权控制、互相制肘或操纵？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迪弗、斯皮克斯、马丁·菲茨沃特和记者海伦·托马斯、肯·沃尔什、山姆·唐纳森、莱斯利·斯塔尔等都对此进行过生动的描述，写出了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在与媒体交往时里根必须反唇相讥。从肯尼迪开始，白宫就逐渐放弃了对电视媒体的约束和控制。美国人民对总统的印象完全由纽约的资深电视制片人所左右，这对由人民投票产生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是一种贬低。同时，记者团具有挑衅性质的冷嘲热讽也难以管理，真是到了该恢复约束和控制的时候了。
对此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强调里根总统的优先权，任何一件事，任何小的危机的产生都可能使白宫卷进去，必须加以抵制。领导者必须关注重大事件，而不是那些枝节小事。里根重视经济方案的实施情况，这给国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获得胜利时便可扩大作为一名总统的荣誉。我们强调主题，一般的总统不太喜欢这样做，认为公众对总统所说的哪怕是一个词语都会揪住不放，如果总统一言既出，那就驷马难追了。但历史证明，若总统对所要做的只说一次，则无济于事。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协调政府内部的细节问题。迪弗将对外事务做了前期工作，因为我们想要追求的是完美的效果，而不是的效果平平。
与国会共事需要信任，与媒体也一样。有时某位官员也会撒谎，例如有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波恩德克斯特就入侵格林纳达一事欺骗了斯皮克斯，但我们会尽力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贝克是个坚持诚信的人（诚信是他工作成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据了解，里根从不故意说谎或欺骗媒体。与银行界保持信誉至上的关系也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摆脱了困境。保持信任与尊敬的关系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因此我们总是找值得信赖的记者，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华盛顿邮报》的安·德弗罗伊、卢·坎农还有其他几个记者也因此取得主要采访渠道。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总会引人思考，他们的报道也是公正而客观的。坦诚对政府和媒体都非常需要。
在重谈里根早期政府工作之前，让我再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我负责管理白宫对外交流部，我会保留里根工作方法的８０％，而对其余２０％进行修改。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大部分记者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虽然不情愿也都给我们以尊重。但必须承认我们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也不例外，有一件事尤其令我痛苦，那就是我当时提出的一些倡议在现代政界被夸大，甚至被扭曲。在里根的领导下我努力工作，说服新闻界相信里根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常常是在电视台记者马上就要播放节目之前打电话给他们以确认节目中报道的确实是我们的观点。记者们把这称之为“例行巡察”。我认为这些努力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接下来的几年，其形式却扭曲、演变成了一种宣传工具。
我还希望在华盛顿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像里根在圣克莱门蒂时一样，但是有些白宫官员害怕让总统与那些大声叫嚷的记者近距离接触，而让他们同总统在其办公室进行。里根上任第三年的一次午后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穷凶极恶的叫喊已经达到了极点，媒体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