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祯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或者说，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皇帝，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将军或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何况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使朝政内耗于此。加之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抗频起。可谓内外交困。
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在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时的窘况。因此，这绝对是一个烂摊子，而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滑向无尽的深渊。作为统治中国的皇帝，原本应该是高高在上、权倾天下的。但崇祯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可以说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这样的国家接了手，也无机会可言了。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就体现了他高出其他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1627年11月，在铲除掉魏忠贤的羽翼，使其孤立后，他果断下令将其贬谪到凤阳，随即又下令逮治。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他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对于当时的政治黑暗腐败，他也想有所作为，为此，他起用了东林党人，试图解除内忧外患，挽救行将灭亡的大明江山。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但是，大明的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丛集、积弊深重，纵然崇祯帝有雄才大略，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他也有多疑软弱等缺点，要力挽狂澜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时，西北大地发生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纷纷饿死，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对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税。人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帜。不久，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响应高闯王，号称“八大王”。后高迎祥被浮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稍好一点。我们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评价标准：农民起义就是革命行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让人感到是一种很牵强的理论。有作家穷一生之精力，写出多卷本的小说，歌颂“李闯王”，让人难以卒读。崇祯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东北边境，后金的侵略更加频繁。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对金的战争，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赋役的征收量不能超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对其统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断生路。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崇祯的这种节俭已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堆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
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