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太宗的时候，钱俶又去开封朝见，被宋太宗扣留下来，被迫献出了全部土地。当时，只剩下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留从效死后，部将陈洪进夺取兵权，他派人向宋朝进贡，并献出了泉、漳等州土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赵匡胤从公元963年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
乾德二年，他设立封桩库，把平荆南、湖南、西蜀得到的财富都存在此库中，然后将每年的盈余也放进去，准备存到四五百万来向辽赎买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就“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他在位期间始终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200
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军，结果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制“内患”上，必然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整顿吏治
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即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三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的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外，他还经常设宰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享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享宰相的财政大权。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利；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朝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原如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朝代。天下大乱，谁有了刀枪，谁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皇帝。无论是当地方官，还是当武官，几乎都张开贪婪巨口，搜刮民财。贪官污吏对贪污敛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深深认识到，如果听任贪污敛财在新王朝肆无忌惮，到手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因此，宋王朝开国初期比较重视倡廉惩贪。
《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戛吏”一节，专论太祖惩贪。据统计，宋太祖在位17年，对28个贪官处了死刑，还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飚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均为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等。
开国初，宋太祖曾立官吏晋升制度：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
建隆三年（962）八月规定：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以奖励。乾德五年（967）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但因“黩货杀降”而被公开批评降职。
三月，县令源铣，县主簿郭彻二人，以贪污罪判死刑。借这一案件，宋太祖向全国下诏，警诫全国各级官员。六月又下诏，严令各级官吏不得接受贿赂，滥用权力，。
对贪官严惩是必要的，却是消极的。宋太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宋太祖这个账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条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宋朝的“冗官”之弊并非开国时造成的，而是第三个皇帝（真宗）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频繁的战乱，宋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稀少，小县只有200户人家，大县也不过1000余户，所以，宋太祖一共废了16个州。州县的官吏尽可能精简，200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1人；200户至400户的县设主簿和县尉各1人；400户至1000户的县才有县令1人、县尉1人；1000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县尉、主簿各1人。这就是说，一县官员，最多只有3人。
州一级的户口数，小者5000户，大者2万户。每州皆有刺史1人，小州有司户参军1人，大州有录事、司法、司户参军各1人。这就是说一州官员，最多只有4人。
朝廷的官员也不多，973年6月，朝廷只有700多个官员。后又对这700多个官员进行考试，淘汰了400人。这样一来，朝廷中只有300个左右官员了。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有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其担保，如果不称职或犯错误，担保人要承担责任。
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宋王朝开国之初，官中薪俸多是实物，精简之后，才发实俸。有的州县官又给俸户（与“食封”相似），就是说由政府供给若干人户使用。地方官进京或到相邻州县办公事，不用自带粮钱、旅差费，由朝廷出资于各地设立公使库，负责吃、住、行，节约归己。朝廷高官，每遇大典，可得到的赏赐达数万之多。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宋朝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意思是说，当官的不用为自己家庭生活考虑，都努力勤奋工作。
宋太祖对一些俭朴的官吏，常常格外奖赏。太子太傅范质虽为高官，可是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十分寒酸，宋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酒食器具。
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住在成都一处旧庙里，吃的是粗食淡菜。一些后蜀的亡国之臣来贿赂他，但无论是何种宝物，他一概拒收。回到京城时。他只带回一竹筐的书籍，别无它物。宋太祖为此颇看重沈义伦的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赵普与宋太祖情同手足，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
971年4月，右监门卫将军（负责京城戍守的将领）赵王比，由于平日与宰相赵普有矛盾，就告发赵普在秦（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盗伐木材。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
宋太祖欲召集百官公布此事，并拟罢免赵普的宰相官职。后来，由于太子太师王溥出班奏明：赵王比和赵普有私仇，所举虽为事实，但有夸大其词成分，才未处分赵普。之后，宋太祖要处分赵王比。赵普又出面为其讲情，宋太祖才了结此事。这件事，说明宋太祖对贪官处罚严厉，不论是谁，只要贪赃，概不轻饶。
宋太祖为扩大统治基础，还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晚年他还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以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另一方面，还着力改变垂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告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苹果以示祝贺。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而且自己已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赵匡胤在朝中设史官，无疑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他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所不同的是，只要赵匡胤一句话，那些敢于作自己“反面文章”的史官便会丢去乌纱帽乃至人头。赵匡胤愿意的话，就连史官的编制也能立马就被撤消，“紧箍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赵匡胤并没有这么想、这么做。而是让这个令自己头痛心烦、伤神劳心的“紧箍咒”像镜子那样照着自己，像鞭子那样抽打着自己。这件事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领略了封建时代开明君主的胸怀。
据说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果然下令华山不用征税，并亲自上山请陈抟下山帮他治理天下，陈抟却写了一首《爱睡歌》给他，婉拒下山，歌曰：“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地震雷掣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鼾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什么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展开眉头，解放肚皮。
且一觉，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见此情景，赵匡胤为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后，无可奈何告辞而去，并命臣下为希夷在华山建道观，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烛影斧声
太祖的死，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太祖太宗还没做皇帝时，曾经认识一个异人，这个人预言他们哥俩将在某年分别当皇帝，后来太祖果然是这一年当皇帝的。太祖称帝后，多年没见到这个异人，一直很想念他。十六年后在去洛阳的途中意外遇见，非常高兴，就将他带回宫中居住。这个异人果然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