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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又为已死的东平王刘云伸冤昭雪。立中山王刘宇的孙子继立为中山王。封宣帝孙三十六人为列侯。此外汉宗室、汉初以来功臣子孙都立了嗣。皇族中有因罪被废的，都恢复属籍；年老退休的官吏，仍享受旧俸的三分之一，以赡养终身。甚至庶民鳏寡，无不周恤。使得天下吏民，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同意，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安排。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迭出，真是称颂不迭。
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国飞蝗成灾，王莽自己带头不吃荤，并出钱一百万，献田三十顷，以赈灾黎。满朝公卿，见王莽如此，也都纷纷捐田献宅。连王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间捕蝗。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募贫民迁居，沿路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过了不久，连下阴雨，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为平帝择婚。他下令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摩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想让女儿当皇后的企图再明显不过，然而他又欲擒故纵地对王太后说：“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不料王太后误会了王莽的用意，以为王莽生性至诚，就下诏将王氏女一概除名。王莽正骑虎难下的时候，已有许多趋炎附势的朝臣陆续上书，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总算如愿以偿。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慰问民间的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皆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王莽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自然是越来越喜欢王莽了。
王莽征集天下通古文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方术、本草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筑学舍万间容纳一万八百人。贤者为师，愚者为徒，都有免费的饮食供应。群臣都说周公摄政七年，制度始定，如今安汉公辅政四年，大功毕成，位置应在诸侯王之上。吏民也陆续上书，请求加赏安汉公。上书人数，总计四十八万七千余名。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可见王莽确实已尽得人心。太皇太后见得朝野上下如此，于是下诏给王莽九锡封典。
之后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汉帝。平帝年已十四岁，渐渐懂事，恨王莽的专横跋扈，每次见到王莽，都面露愠色，私下也说了许多怨言。宫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后，便先下了手，他在腊日进献一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后，腹痛难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泪眼的样子。并写了一篇祝文，情愿以身代帝，群臣都称誉王莽对平帝忠心耿耿。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时年仅十四岁。
欲壑难填终称帝
汉平帝死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有儿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孙五人中推立一人为太子，王莽嫌宣帝的曾孙辈都已成年，就借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继为帝，应在宣帝的玄孙中选立。宣帝玄孙有二十三人，王莽却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为孺子。
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什么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王莽派王舜将此事转告王太后，太后作色说：“这纯是欺人的妄语，不宜施行！”可是很多大臣却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王太后无奈，只好下诏封王莽为“摄皇帝”，从此王莽身穿天子衮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銮驾，自称为“予”。年号称为居摄元年。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赵明等本来就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劝王莽即位做皇帝。王莽也觉得做代理皇帝不如做真皇帝。于是，有一批吹捧的人纷纷制造出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
齐郡临淄县亭长辛当，夜里梦见天使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发现新井，便是确证。”第二天早晨辛当起来，见亭中果然有一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现，上有红色的文字，大体都是上天命王莽为帝之类的话。王莽便改年为初始，以应天命。
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是一个地痞无赖，他投合王莽，私下制了一个铜匮，上刻传位王莽的谶言。哀章穿黄色衣冠，扮成一个方士，趁黄昏将铜匮交给高祖庙里的守吏，然后装神弄鬼地匆匆离去。守庙官忙报知王莽，王莽打开铜匮，上刻摄皇帝王莽，应为真天子，并署佐命大臣十一人，其中当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
一直以推让出名的王莽这会儿不再推让了。王莽向太皇太后去讨汉朝皇帝的玉玺。王政君这才大吃一惊，不肯把玉玺交出来。后来被逼得没法子，只好气愤地把玉玺扔在地上。
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庙拜受金匮禅位，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叫“新”，都城仍在长安，废孺子婴为定安公，从汉高祖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统治了二百十年，到这时候就结束了。
接着王莽照金匮策书按名授官。只有王兴、王盛两个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处寻访，不久找到一个城门令史叫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叫王盛，当即把他们封为将军。
从公元前二十二年步人仕途，至公元８年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时间。
行新政危机四伏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那么他已经成功了，因为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于是上台以后，他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
第一，掀起轰轰烈烈的改名运动。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百姓养生嫁娶、宫室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皆遵照西周制度，官职多半改为古代的名称。
改革官制，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具体说，就是中央设置了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则设县宰。改革郡县名称。
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第二，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
王莽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他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不得私下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的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一百亩的标准分配。
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
王莽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
对于这条改革令，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第三，颁布“五均”、“赊贷”以及“六管”。
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这一共是五项，加上国家负责的“五均”、“赊贷”，就称为“六管”。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使得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反而给了他们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第四，改革币制。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如
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四种、贝货五种、泉货六种、布货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由于种类错杂，名目纷繁，民间都搞不清，所以人们仍旧用汉朝的五铢钱。受到百姓抵制后，王莽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
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币制改革前后有四次之多，钱越改越小，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
总之，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三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就在王莽的改革遇到了困境之时，边陲也起了战祸。
由于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做了皇帝后，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他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匈奴单于怒不受封，他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派兵攻打云中郡，杀死雁门郡、朔方郡都尉。这些无端的挑衅使一度平静的边塞又引起了战火。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攻击匈奴。这些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
公元19年，王莽又一次大举集重兵于边境。但可笑的是两次发兵，都停留在边境上不出击。其实王莽是想借此将内地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以使国家显得很富裕，成就他一代尧舜的美名。
王莽又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多次无故侵侮诸国。并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公元十二年，王莽征高句丽兵击匈奴，高句丽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丽侯，又改高句丽为下句骊，引起高句丽、夫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