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子西北角，司令同志……警卫车在前面开……”
掩蔽部里只听见季特柯夫的单调的说话声，好象他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声音很沉重，使人不忍回过头来看一看说话的人。但是别宋诺夫突然想瞧瞧季特柯夫的整个样子，特别是他的脸和眼睛，想从中了解事情的真象，设想一下在对方目击的最后几分钟内的情况。
季特柯夫少校的影子在掩蔽部门口的右墙上摇晃着，他的模样变得认不出来了：整个脑袋一直到鼻梁被绷带裹得圆滚滚的，他那胸部宽阔、矮壮得象大铁块似的身体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短皮袄，皮袄的下摆撕破了，左袖管显然被爆破弹打烂了，从里面杂乱地展出一绺绺皮毛。脏得发灰的绷带象帽子似的缠在头上，露出两只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睛，他的声音里同样充满着绝望：“后来德国人的侦察队朝汽车走过来。军事委员拒绝转移到房子那边去。离那儿大概有两百米。是一片开阔地……他命令我们开火……”
“怎么牺牲的？……”别宋诺夫打断了他的话。“维斯宁是怎么牺牲的？”
“我们还击了十分钟光景。后来我回头一看：军事委员朝天躺倒在汽车旁，握着枪的那只手按在胸口上，血从嘴巴里涌出来……”
“后来呢？”别宋诺夫狠狠心，催他快讲。他想弄清楚维斯宁牺牲事件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主要的东西老是捉摸不住，含含糊糊，使人无法领会。季特柯夫只报告说维斯宁牺牲了，但别宋诺夫没有亲眼看到维所宁的死，就怎么也无法想象维斯宁已经死了；这是因为这场飞来横祸来得太突然了，同时也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好象存在着莫名其妙的隔阂。他们同在一个集团军里，对全军担负着同等的责任。但是由于别宋诺夫的过错，由于他对自己身旁的第二号掌权人物表示怀疑、没有好感，而使他们之间那一段相处不长的关系变得并不如维斯宁所希望的那样正常。维斯宁态度温和，不愿争吵，不愿强调自己和集团军司令居于同等地位，总是好象顺便说说似地提出一些心平气和的建议；可能，这一切都是维斯宁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了不伤害他别宋诺夫的自尊心而悄悄地放在他脚下的阶梯，使他能够在一支新编的部队里，在一些陌生的、初次见面、还不明底细的人们中间巩固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之所以没有保持应有的关系应当由他别宋诺夫负责，而不能归咎于维斯宁。这一点，他现在决不能原谅自己了。……
从照着灯光的较远的一角，从暖和得象澡堂子一样的空气里传来了季特柯夫少校发颤的声音。
“欧辛上校和我轮流背着军事委员。欧辛上校在镇上时，肩膀就负伤了。一颗爆破弹把他的骨头打碎了。就这样，我们遇上了自己的坦克，然后截住—辆弹药车，开到了三○五师的卫生营。军事委员的勋章和证件……都在这儿……在我这儿。欧辛上校留在卫生营治疗。他要我把这些证件完完整整地转交给您。将军同志，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上哪儿去呢？……”
从季特柯夫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他因为束手无策而深深地痛苦着。也许，他现在不应该把维斯宁的勋章和证件拿出来。一团血迹斑斑的东西连同—块发粘的手帕一起放在桌子上。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维斯宁的死。别宋诺夫觉得眼睛上仿佛挨了一拳，他用一只手挡住耀眼的灯光，避开了大家的视线，另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碰了碰维斯宁那发粘的私人证件，纸页已经粘在一起，被血水浸得膨胀、发黑了。别宋诺夫久久不敢把它打开。
后来别宋诺夫还是把它打开了。首先投入眼帘的是夹在纸页间的一张精致的小照片，照片上面沾满了暗褐色的血水，但还能看得清楚。这大约是维斯宁和他女儿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他身穿白衬衫和夏季白长裤，完全是战前的打扮，显得相当年轻。维斯宁好象在对什么人微笑，乐呵呵地皱着鼻子，笑得象孩子一样活泼；阳光照着海湾，他坐在一只小艇上，岸上柏树丛中的白色疗养院依稀可见。坐在船尾的是一个瘦瘦的、皮肤晒得黝黑的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浅色头发从巴拿马草帽底下露出来，搭在脸颊上，身上穿着一件敞胸的无袖衫，露出了两根瘦小的锁骨。她把身子探出船舷，根据摄影者的要求，将一支纤细的小手伸进海水里，两只眼睛从草帽的阴影里朝某个方向斜睨着，而处在遥远的青年时代的继斯宁也朝同—个方向眺望和微笑着。维斯宁的小女孩的嘴角撒娇地鼓了起来，——大概她不愿意笑，不愿意对那个陌生人微笑，而那个摄影者看来一直在固执地要求她：“笑一笑，笑—笑！”
照片角上印着一行白字：“索契，一九三八年。”
“为什么他单单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吗？证件里有没有他妻子的照片？如果有，那又能补充说明什么问题呢？不，我不能再看下去，我不能在他死后再来了解他生活中的细节！为什么当一个人死去以后，我们老是想多知道些他的情况，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却并不这样做呢？”别宋诺夫心里想。
“司令同志……”
他把手从额上移开——掩蔽部里只听见高频电话机的蜂音器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话务员取下话筒，犹豫不决地望着别宋诺夫低声说：“您的电话，司令同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
“好，好……就来，好，好……”
他的胳膊擦过桌面，挨到了靠在桌边的手杖，用它撑着身体，在大伙儿的注视下站了起来，掩蔽部里一片沉寂，使他觉得好象在泥浆中行走似地难受。他走向电话机，手杖吱吱地响着。被话务员握得热乎乎的话筒好象是个活东西，从里面发出轻微的颤音，这声音离得很远，似乎隔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
别宋诺夫急于要打破掩蔽部里和话筒果的沉默，于是开口说：“我是五号。”
“请等一等，五号同志。一号要跟您说话。”
话筒很快转给了别人，顿时，从夜色沉沉的空间的那一边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一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并且工作繁忙。这声音显得很激动：
“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你好！怎么样，树皮鞋编好了吗？大胡子留起来啦？粗呢上衣束上宽腰带了吗？”
这是方面军司令的声音：柔和、悦耳，带有乌克兰乡音，把“r”这个音发得很软，完全是南方人的口音，——别宋诺夫一听就知道是他。过去他们之间从未以“你”相称，在电话里第一次使用这种非正式的称呼，使别宋诺夫感到不大自然，好象这个称呼夺走了他什么东西，使他在交谈一开始就丧失了某种独立性。可是方面军司令却挺随便地跟他谈起来，就象遇到老同学一样，用上面那些问题半开玩笑地暗示别宋诺夫，似乎他的集团军已处于“被围”状态。
但是别宋诺夫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兴致开玩笑，也不想以“你”称呼对方，他回答道：“一号同志，随身带剃刀是我的老习惯。至于树皮鞋子和粗呢上衣，后勤主任没供应我们。关于我们的情况，我在两小时前已经向您报告过了，一号同志。”
“我知道，已经研究过，我赞成！”方面军司令放声大笑，他没有听出别宋诺夫是在冷淡地跟他打官腔。“这些事可不简单哪，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我想，现在你可以松一口气了。你的西北方邻居已经把四个坦克军投入战斗，并开始了突破行动。为了消灭敌方战役后备力量，他们正在顺利地向前推进，现在进入顿河集团军群的侧翼和后方……目前形势就是这样。我赞成你的没想。如果他们的爪子已经陷住了，那么时机就到了。你要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开始行动。你会接到命令的。我衷心地握你的手，握维塔里·伊萨耶维奇的手！谢谢你们终于坚持下来了！另外告诉你一个外消息；昨晚国防委员会来电话，问到过你的集团军的情况，他们表示满意，并催你……”
方面军司令部到现在还一无所知。他们以为维斯宁还活着，还迫切地需要他。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在德军防御失利后终于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四个坦克军已经投入突击，统帅部对此表示关切和满意，并命令我们尽快行动。他认为集团军的形势会引起上级的关注……
话筒粘在别宋诺夫的润湿的手指上，手指的关节握得发白了，上面好象有一股混带着铁味和咸味的血腥气，这是那团用手帕包着的勋章、证件和那张精致的相片发出来的气味，相片上照着维斯宁的女儿，那个瘦瘦的、嘴角撒娇地鼓起的小女孩。
“怎么不说话了，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有什么使你担心的事吗？如果你另有打算的话，可以说给我听听。还有什么事？想提点请求是吧？你的那位经验丰富的雅岑柯已经把他要的东西全都弄到手了。你的这位雅岑柯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请允许我打断您一下，一号同志，”别宋诺夫干巴巴地说。“我没有权利不向您报告……军事委员维塔里·伊萨耶维奇·维斯宁于三个小时以前在去坦克军的路上被打死了。”
“怎—怎么被打死了？你说什么？你在跟我说什么？”方面军司令在电线的另一端震耳地大叫起来，但马上又压低了嗓门，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向我报告什么？”
别宋诺夫重复一遍： “一号同志，我向您报告；维塔里·伊萨耶维奇·维斯宁在去坦克军的路上，在镇上被打死了。刚才接到通知的。”
“打死了？维斯宁？这就是说，没有保护好军事委员！难道你不知道他专门喜欢跑到战斗激烈的地方去吗？……你不知道吗？应该阻止他，对他要特别留神！我们损失了一个多么可贵的人啊！……唉！这真是出乎意外，完全出乎意外！真是晴天霹雳！你那儿的警卫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警卫什么？”
“一号同志，请不要责怪我。很遗撼，这对你我都无济于事。”别宋诺夫沉默了一会。“我想简单地补充几点想法，可以以吗？”
“你还有什么新想法？……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呀？哎呀，你简直要了我的命啦，把我也打死了！……”
“一号同志，我可以说吗？请听我讲。”
“好，讲吧，报告吧，我听着。”
别宋诺夫咬着牙关转了话题，不再谈维斯宁的事了——他没有勇气重述维斯宁牺牲的详情细节。他开始报告，但他认为没有必要解释下列情况：由于杰耶夫师在黄昏时被德军坦克分割成数块，他曾准备在这里实施环形防御，心里为此十分担心（维斯宁也很担心，不过维斯宁并没有象他那样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他毕竟没有去冒险，没有下决心“动一动”作为反击力量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没有把它们分散成—个个的旅。他只讲了一点：眼下时机已到，应该在运动中集结部队，因为霍特在昨天已经使用了他的全部预备队——这一点已由被俘的德军少校联络官证实了，应当明天一早，趁德军尚未在北岸恢复元气，就开始反攻。要不失时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问，在其尚未重新组织好兵力之前先以坦克和机械化两军进行突然反击，将敌逐出据点，并且不需要例行的炮火准备……
“为什么取消炮火淮备？目的是什么？”方面军司令问。“怎么，你不相信炮兵吗？”
“德国人很清楚：炮火准备是进攻的一种信号，等坦克开到攻击线上，再让炮兵开火吧。”
“我们再研究一下，”方面军司令说，“好吧，我跟最高统帅部代表商量一下。你等命令吧……维斯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搞的？你这个消息简且弄得我心慌意乱，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现在军事委员没有了，只好由你一个人作出决定。他对你非常信任，虽然，我知道……恕我直言，你这个人不大容易亲近，彼得·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啊，跟你共事可真不简单哪！”
“是啊，维斯宁……”别宋诺夫微微合上沉重的眼皮，想：“是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现在谁也代替不了维斯宁。他相信我吗？可是我却怕对他吐露心曲，总是守口如瓶。唉，我亲爱的维塔里·伊萨耶维奇，人总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啊，可是现在已经晚了，我们对这些道理明白得何其迟啊！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我对你那种冷淡和生硬的态度吧。我自己也常常为此而苦闷，但我没有办法养成另一种性格。”
别宋诺夫没有把这些话告诉方面军司令，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内心活动，他不愿向任何人吐露，不想由别人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种内心活动正如他对妻子和儿子的回忆一样，使他悲痛万分，好象遭到了无法忍受的良心谴责。
别宋诺夫和方面军司令通完了话，还久久地站在高频电话机跟前，他感到内心空虚，悄然若失。周围的通信兵们在小心翼翼地低声打电话，他们时而抬起眼睛偷偷地迎视他的脸。连他自己也觉得，他那张始终板着的脸已经疲惫得色如死灰，一昼夜来变得更加苍老了。别宋诺夫很清楚此刻大家正在想什么。这个弯着身用心看地图的格拉奇林少校，这些作战参谋们、通信兵们以及鲍日契科副官，他们和这个紧张万分的季特柯夫警卫长一样——都在等待着对他命运的最后裁决。
季特柯夫黑影似地站在门右边，包着绷带的脑袋象个摇摇摆摆的白球。他再也忍不住了，终于轻声地问起自己的事：“我怎么办……司令同志？我到哪儿去呢？”
“进医院，”别宋诺夫严厉地说。“马上出发到医院去，季特柯夫少校。”
别宋诺夫闷闯不乐地僵卧在杰耶夫掩蔽部里的一张木床上。掩蔽部里炉火烧得很旺。他一动不动地望着被蒸气弄湿的盖木，不时听见鲍日契科偷偷地轻咳两声，听到他在铁炉边忙着烧茶，发潮的军大衣发出沙沙的声音。然而别宋诺夫对这一切都毫无反应。透过土墙，隐约地传来隔壁掩蔽部里的声音，可他只想对着无忧无虑地僻啪作响的炉火静静地思考一下。在天亮以前，他必须保持平静，即使是外表上的平静。可是维斯宁噩耗使他很难保持平静了。他竭力想暂时忘掉季特柯夫少校的报告，集中思想考虑一下两个军即将发起的反击，考虑一下自己给方面军司令的报告，但是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回到了维斯宁身上。他想起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可原谅的隔阂，想起了季特柯夫放在桌上的、用手帕包着的勋章和证件，还有夹在身份证里的那张精致的照片和瘦女孩的撒娇的微笑。这时，他记起了一件事：他们刚认识不久，就一同驱车从方面军司令部来到集团军司令部，沿途赶过了各师的行军队伍。一路上，他们俩都在互相摸底——从每个手势、每句话，甚至每次沉默中暗暗揣度对方。别宋诺夫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个惊慌失措的、喝醉了酒的坦克兵，这小伙子大概是友邻部队的一个连长，多亏维斯宁救了他的命。是啊，对待那些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而丧失战斗意志力、陷于绝望的人们，维斯宁不象他那样严酷。在四一年头几个月的悲剧发生之后，他，别宋诺夫，有意识地铲除了自己的宽容和怜悯之心，对人们的软弱已不再留情——永远只有一个结沦：非此即彼。当时，他就是这样想，或者，大体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