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号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系曾与蒋介石争夺过中国统治权
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福将”。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
叫他为“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哪里有福享就那里去的人”，这是
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我为他写了一篇
《我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
料选辑》第四十辑上，国内外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
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线救国”的。但谁也不会料到，他能
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在新社会欢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节。
我与唐生明相识五十多年，做过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对他的情
况，了解虽不全面，但在与他相识后的50 多年中的一些活动，还是知道一
点，我写这篇东西，是为了对他的怀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对他的误解。
1934 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
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
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戴笠再三叮嘱我：“以后
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你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他还补充了一句：“不
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时遇
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唐生明，他记
在一个小手册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的话，
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到国家大事与时局的。临分
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
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
些小事找过我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
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
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
是要他拿出五百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
接到他让我马上带五百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
他决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
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
我把回声喇叭叫了两声，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
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
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员都出来看。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
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
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
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
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
来了，作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认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入一
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他才高高兴兴
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
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 年初，他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
令，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feng 悌对调到了常德，
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
他和他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我连连
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
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一位
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
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遇事都去向他请求。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
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
罗嗦，希望我去。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
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
他们三人都向戴笠说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
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我去不到两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
担任了处长。戴签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
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
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
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
长去见唐。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
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
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
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
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
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
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
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
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
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
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
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
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
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作准备，果然第四
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
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
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
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
把长沙警备司令feng 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
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
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
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
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
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
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
把全城都跑遍。
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
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
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
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廿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
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
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
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
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
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
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
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
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
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
绝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
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
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就照样秘密抓共产党。
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
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
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
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二
我记得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
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
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唐生明军服
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捡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
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
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他们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
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
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
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
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
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
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
他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他狠狠地吸了两口
烟才反问我：“你猜猜是送谁走？”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
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有能猜出，
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
共产党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他连连点头。我当时真有点惊异，一位共
产党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上将副部
长）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
向军统局作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
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
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
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
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枪支弹药等缺少，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
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岗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
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
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
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
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共产党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
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
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去斤斤计较，当时一些爱抓权的主管官
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执行；有时则批交主
管官拟具办法呈阅后再决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往往只批两个字，如交参
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从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
办得如何。有时部下主动去找他汇报办理情况，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
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受骗。
而最使得他代人受过而深感头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
为常桃（桃源）警备司令部时，按组织规定，可在桃源设立一代行司令部职
权的办事处，原任桃源县长刘某，因在县长任内，任意鱼肉人民，被人告发
而撤职。他一听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
便不惜花大本钱，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
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赶去力争不可再让
刘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在第二行政专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听了很
多人的话，说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不会再乱来，一定会小心谨慎工作。我再劝
他也不听。
最后还是发表了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
有许多地方比县长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
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能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
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
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
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
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马上把刘某扣押交军法处，自己先处理好站稳脚
跟，唐还在犹豫时，得过刘好处的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刘，他便携老
婆连夜潜逃。我一听到这消息，只在电话中告诉了一下住在离城二十多里的
唐生明，他让我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过无法作交代，他同意了。
我估计，他们一定逃云南，因一可以出国去，二是云南在龙云统治下不能随
便去抓人。我利用军统关系，找到很快的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老婆一下车
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
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
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
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
揆彰，却早就想找岔子并调常桃警备司令部，因霍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统骨干，
陈和戴笠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笠有关，特别对唐的生活作风不满，唐又不
向他低头。看到桃源发生草营人命的事，唐自请处分竟没有一点表示，还是
照样在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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