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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博物馆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女人看病时用的一些胖乎乎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身上详细地标出了人体各个穴位，看病时，她们不直接指出身上哪儿有病痛，而是拿小人说话。上个世纪的法国，在某些寄宿学校中看病也使用这种方法。
医学界是法律和道德从来不干涉的地方。我们所碰到的例子实属个别。这些社会现象有些莫明其妙，有些令人忍俊不禁，因此无人愿步其后尘。
“宁愿疼死也不求医！”圣玛克丽娜如是说，她是第九世纪的圣女，当她得知医生要来给她看—可能是摸，甚至要手术切除—乳房上长的肿瘤时急得跳了起来。她拒不见医生，只是让母亲在“可能要坏死的乳房上”画一个十字。为圣女写传记的本笃会修士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上帝爱有廉耻心的人，于是把她治好了，只留下一个小疤痕。”皮埃尔。朱沃尔耐禁止他的信徒露出前胸的坚决性是人所共知的，他把圣女的事迹作为榜样来教诲信徒。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圣玛克丽娜，好心的上帝也不是每天都去给人治病。伊莎白。德。加斯蒂尔就有过这种经历，她患了致命的褥疮而羞于示人。为病痛折磨多年，于1504年去世，临终圣油还要涂在褥子底下，因为这位王后拒绝把脚露出来涂圣油。
讲这个故事的司铎莫罗从中看出可以作为范例鼓励人们的“廉耻心”，而大肆宣扬。贝勒也谈到玛丽。德。勃艮第的英雄行为，这位英雄人物从马上摔下来受的伤有些难言之隐，于是准备“为廉耻而牺牲”。《百则新故事》（十五世纪）中讲了一位姑娘得了痔疮，宁愿让接生婆看，也不愿让医生治的故事！“不愿意把痛苦示人，宁愿死掉也不愿让男人知道她的秘密”。看到女儿如此虔诚固执，父母终于找到一个巧妙的理由来说服她：羞愧而死，不啻是自杀，难道这不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吗？接生婆也出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用一块布遮住姑娘的下身。动手术的恰恰是一位方各会修士，这是黄色故事少不了的。这也是第一次表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廉耻观，难道是巧合？作者把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移到伦敦。
虽说廉耻观永远是女人的事，但男人中间也不是没有牺牲品。皮耶五世教皇就拒绝在膀胱上插上导管以减轻痛苦。教皇患有尿潴留症，于1572年痛苦地与世长辞，一百多年之后的1712年被列入真福品，进入礼拜仪式年历。教皇廉耻如斯，自然当得这一荣誉。
应该承认切开膀胱取结石，既危险又让人感到羞辱。1703年，连波舒哀在决定是否要接受手术治疗时都表现得犹豫不决，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原因，第二年（1703）近八十高龄的梅奥主教便与世长辞了。
道学家看到这些事例如获至宝，对不畏生死的道德倍加称赞，如维庸所说：“值得发扬光大”塔尔芒。德。雷奥与贝勒的道德观不一样。一次元帅夫人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受了点轻伤，当时她想越过一道篱笆，在跨越篱笆时碰到一个没裁好的木桩，而受了伤。是不是元帅夫人过于腼腆，不愿意把受伤部位给医生看，医生只好让她丈夫给她包扎呢？元帅不是莫罗司铎，也不是佳丝蒂耶王后，他很“不以为然，而让夫人自己去包扎。”但是，雷奥总结道：“元帅夫人因此举而赢得了圣女的名声。”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廉耻可算到了顶点，蒙田对此大加讥讽：“他太迷信了，竟然在遗嘱中特意嘱咐死后要穿裤衩。并且在追加的遗嘱中又加了一条，给他穿内裤的人要把眼睛蒙上”。十一世纪的本笃会也有同样的规则。洗尸人不能拿走死者身上的衬衣，而要缠在“尸体的私处（151）”。
很明显，这些过分的行为只与病人本人有关，不能作为榜样来效仿。但也有的行为曾在长时间内起到某些作用。
第三部分 医学廉耻观第25节 风流病还是脏病？
从十六世纪起，性器官疾病和性器官畸形好像成为一种时髦，这种态度简直不可思议。迪奥尼在他的《论1707年外科手术》的论文中证实阴茎病最为常见，也最五花八门。历代国王不正常的生殖器总是引起各个时期传记作家的极大兴趣。十六世纪，人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弗朗索瓦一世的梅毒和亨利二节的尿道下裂症（尿道变形）。对王后不育症的讨论只不过是探索王室廉耻观的一种借口。
怎么看待亨利三世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托斯卡纳派到法国的大使给各自政府打的报告呢？“国王包皮很长，开口太靠下，精液不能射进子宫，因此医生决定把口子往上开一些。”这是托斯卡纳大使打的报告。而威尼斯人有他们的说法：“国王的精力充沛，交媾时精液喷射过猛，因此不能生育。”
到了十六世纪，王室成员的身体才开始受到尊重。对于路易十四在16551686年间大受煎熬的“君王之疾”很值得详细探讨一番，正是因为这些病，才出现了某些廉耻观运动。“君王之疾”一时成为时髦。把太阳王的病诊断为肛瘘之后，他的重孙子“受爱戴的王子“头几次出现遗精时曾引起恐慌，也诊断为肛瘘，路易十四要动的是系带手术治疗，也认为是肛瘘。这些不准确的说法，和难以讲清的事情说明当时宫廷的无知和固执。而讲述路易十四这次手术的鲍德奥神父甚至肯定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路易十四是脱光了衣服。当时，花柳病还是要遮掩一下的。梅毒出现于十六世纪初，当时并没受到任何责难，甚至一位教皇染上这种病都没有人说三道四。艾拉斯姆不无讥讽地说有人得了这种时髦病反倒成了到处炫耀的资本，就像得了一枚战斗勋章一样炫耀自己在性方面的辉煌战绩。“可以想象，得梅毒的显贵之中只能是那些风度翩翩的文雅之士，而只有笨蛋和粗鲁之人才不会得这种病。”患病者的花名册上国王和教皇的名字赫然在目。一百年之后，塔尔芒。德。雷奥的叔父怀疑家中有一位年青的侄子得了这种“男子汉病”他没好意思自己去谈这件事，而是让兄长去询问。这位年青人马上“露出患病部位”，没有任何难为情。
艾拉斯姆揭露的这种思想状态是根深蒂固的。梅纳热的一位朋友还把自己患梅毒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别人说出一个日子，他就说：“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第五次或第七次梅毒。”不过在沙龙中，梅毒这个字眼不好听。为了不使女士难堪，很多婉转、文雅的说法应运而生，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专门研究。廉耻观成了时髦，性病已经过时。
十七世纪末，性病彻底成了不可说出口的忌讳。
杜伊雷医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同行不负责任地泄露病人隐私非常反感：“梅毒绝不是天生而来，也不是由于人类的贫穷所致，而是来自恶习和堕落。公开损害和中伤这些人的名誉太过分了，应该尊重和保护这些人的荣誉和名声。”从此以后，梅毒成为耻辱和低劣的象征。人们不再声张了。一些正派报纸谈到梅毒时，不再直呼其名，而以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V）替代。1705年出现了可以入口的药，这比局部膏油方便多了。1771年伯美医生发明了氯化汞洗浴疗法。巴绍蒙说：“擦拭氯化汞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这只是一种合法的治疗方法，那么就应该根据疾病的需要进行系统治疗。（VI；p 62；30…XI…1771）”
一个新概念进入了医疗界，那就是脏病。但是没有想到这会弄丢一位大臣的乌纱帽。1749年，莫乐帕因为写了一首四行诗讥讽蓬帕都尔公爵夫人而失宠。当时在马尔利城堡的举行的宴会有这样的传统：在杯中斟满美酒时，国王的情妇应该发现碟子底下有一首赞美小诗，不过这一次发现的是首歪诗，而且品味低下，使用了些文字游戏，暗喻夫人患有隐疾，这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公爵夫人艳丽无比；
眉清目秀，风情万钟，
莲步轻移百花生，
无奈白花令人疑。
十九世纪是脏病世纪。同时也是医学飞速发展的世纪，在捍卫公共道德方面医学取代了神学。除了可传染的性疾病外，又加上几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如歇斯底里和源于色情而产生的疾病以及其它很多已经丧失人性的行为：兽奸、尸奸、鸡奸等，这些在西方性道德科学中都有了专门名字。另外，这一次，与性无关的其它一些疾病，如疥疮也成了难言之隐。但正是在这一世纪开始讲究卫生并采取了预防措施，同样，对这些需要治疗的难言之隐进行的研究工作也起到了阻止疾病蔓延的作用。
不过一些过激的态度所引起的后果往往对严重的传染病讳莫如深，这些过激态度直到现在还远没有消失。首次发现爱滋病例令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发应：大多数爱滋病菌携带者通过公共媒体泄露出来，而传染者对自己的性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脏病的说法还没有从我们的字典中彻底清除，这充分说明这种用得不是地方的小心谨慎还有其生存空间。
第三部分 医学廉耻观第26节 君王之疾
我们从宫廷日志和医生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不少关于波旁家族疾病史。由瓦洛、达甘和法贡先后记录下的路易十四健康档案是最准确、最珍贵的关于王室成员隐私的文件。国王于1686年为病痛所困，不能行动，多亏了这本日志，世人才知道了“君王之疾”乃是肛瘘。这一事件已载入医学经典，在此我无意在细节上多费笔墨，也无意把我们现代廉耻观掺入其中。好在一年四季困扰着宫廷的“君王之疾”并没引起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虚伪和忌讳。
1月15日，国王开始喊痛，达甘对肿块进行了检查，触诊，他写道：“肿块相当深，对触摸不太敏感，不疼、不红”。他敷上糊剂和膏药，外科医生做了两次小手术，这时医生没觉得会有任何问题。“做小手术时国王的兄弟和太子在场，”丹热奥（2月23日）对此有记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头一个星期德。拉多尼艾夫人还给国王带来一剂亲手制作的膏药，并坚持要亲眼看着国王贴上（2月17日）而国王本人见到朝臣时当众宣布：“伤口状态良好”（5月3日），王兄要亲眼看一看时也获恩准（5月27日）……9月18日动大手术时，负责国王健康的首席大臣卢瓦肯定了两个医生的治疗，并称赞了两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做得很漂亮。
然后是恢复期。直到1月7日，大家还认为这只是“瘰疬曩肿“（达甘）。国王减少了觐见，当然并不是绝对禁止。“国王换药时，只有贴身侍从在场，有侍卫长多蒙先生，其他人则禁止入内，连太子也不例外，可入内的人员中还有德。拉罗士富科尔先生，卢瓦先生一开始换药便退出，德。赛涅雷先生也有几天在现场。”
我们看到，王室上下与其说是忌讳还不如说更忙于治疗。如果说有些忌讳的话，在臣工身上倒有所体现。丹热奥开始只是婉转地说陛下“臀部肿块”。公爵后来使用的词是“君王之疾”这个词。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首席外科医生弗利克斯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建议动手术呢？那是因为给陛下臀部动手术操刀者岂敢轻举妄动。手术治疗肛瘘在当时确属首创：直到国王痊愈之前，人们更习惯使用扎结法或温泉疗法。主治医生和外科医生为了把他们的观点付诸实践曾进行过斗争，这导致了达甘的失宠。在国王身上开刀之前要把宫中所有指定的治疗方案在别人身上先试上一试，最常见的作法是在国王召来的人身上做试验。弗利克斯趁机在突然涌到凡尔赛来的肛瘘患者身上练起了手艺。
这项至少可以减轻痛苦的手术对某些肛瘘症患者的廉耻观是个挑战。迪奥尼发现“很多患有此症的人在此之前遮遮藏藏，现在也不怕公开了。他们都到凡尔赛来动手术，一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外科医生，二是因为国王陛下动过手术，当然各种突发情况都在预料之中。王室一句话，天下忙半天，稍有点渗液或痔疮小疾的臣工们都忙不迭得“把自己的屁股拿给外科医生作试验”。迪奥尼曾看见三十多个人因为没能挨上一刀，无缘为国王效力被赶走而遗憾终生！
1686年，廉耻观向医学做出了让步。当然也不尽然。国王在接受手术治疗时已年近50岁，他在宫中有绝对权威。在男人和贵妇人不受限制的时期，廉耻观还是要受权力约束的。在1655年，国王尚年青，那时只有十七岁，还在王后和红衣主教马扎林的监护之下，所处的情况当然便大为不同，为一件莫明其妙的小事，国王就曾大大大林地丢过脸。
不过，对这件事国王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侍从不通知当时的宫廷首席医生瓦洛，此事本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国王内衣有污渍，御体可能有恙，须加注意”。此事使年青的国王大为尴尬，医生也大为尴尬。因为大家认为这位上帝“赋予了至高无尚德行的伟大王子”不可能与常人一样患有遗精症，尽管当时王子与奥兰波。蒙西妮的恋情人所共知。与圣西门和德。拉帕尔蒂纳关系极好的评论家们认为这种“世界上最奇怪的病症”不过是普通的淋病。瓦洛的描述让人以为这种症状是某些可以渐渐吸收的内部脓肿引起的：“液体泄出体外无疼痛感，无瘙痒感……是一种间于蛋清和脓液的东西，沾到内衣上难以清洗。颜色通常为黄中透绿。遗泄出时毫无知觉，夜里比白天多。”
不管如何，病情严格保密。在国王定期查看的日志上瓦洛排除了传染花柳病的可能，也许，他特别强调“遗泄”无疼痛感就是为了排除这种怀疑。“为了国家和事业”，同时也为了避免一切流言蜚语，国王拒绝因病推迟亲自发动的对弗拉芒的战争。瓦洛接到“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的特谕”，并要公开宣称国王“只是为了恢复战场上的疲劳”才接受洗浴治疗的。至于用药时间，定在早上起床之前，“免其他人知晓”。
如此忌莫如深，医生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瓦洛讲的失宠的故事如果可信的话，便是明证）。瓦洛确实对当时远近闻名的富尔热温泉水进行过大肆吹捧。后来，不可能保密了，因为格伯莱专门派骑兵往枫丹白露运水，以备“国王放血和清洗之后做日常生活用水”。大家都了解路易十四对温泉水极度敏感。瓦洛心中十分清楚使用温泉疗法所冒的风险。他曾禀报过太后：“既然要保密，外界不了解情况，我虽特意解释过富尔热温泉疗效难料，是不得已而用之，但眼下战事繁忙，国王事必亲躬，异常疲劳，如果龙体有所不适，天下人都会指责我用药不当，治疗无方。”
由此可见瓦洛非常担忧。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国王发起了高烧，“天下人”都在指责医生的“失职”。路易本人也称他为“庸医，是不学无术之人”，巴黎大学医学系系主任GUY PATIN说国王卧病不起完全是使用“富尔热洗衣水”所致。“宫廷御医只知道保俸禄”，最后他对王孙大抱不平，说“他们都成了庸医的牺牲品”。
而对瓦洛的沉默和同行们的忌妒（他们都承认无人知晓国王患了何种疾病），很难对当时情况做出正确判断。难道瓦洛为自己的失宠辩解而在叙述中夸大了某些症状？还是国王的面子需要他牺牲首席御医的头衔？而作为首席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