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法，而且在与他交谈中，他说“中国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教学法”，流
露出要为中国历史教学法闯出一条路子来的宏大志愿。他的话和他的事业心
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是啊！中国虽然从孔子以来便是一个教育大国，几千年
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方法，但是现代历史教学法却还
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中国历史教学法的园地正在等待我们去开垦。从此，
我总有那么一点要为中国历史教学法尽一点力的使命感；从此，我有意识地
注意起了历史教学法。
我开始在课余记笔记，写心得，做摘录。。
（三）关键是要认真备课
我不断追求着课堂教学的高成功率，而高成功率的关键是认真备课。我
下大力气钻研教材，推敲教法，了解学生。渐渐地，我形成了一整套备课的
程序：假期中，先通读教学大纲，掌握总的精神和要求；然后，通览下个学
期将要开课的新教材，使心中有一个全局，并且初步作出一个总体规划。每
节课的备课，我又形成了一套“备课三部曲”：第一步，要使自己懂；第二
步，要使学生懂；第三步，要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趣。
备课三部曲是把教材由薄变厚，再由厚返薄的过程。为达到自己懂这第
一步，要下一番由薄变厚的功夫。我的努力目标是，要弄通教材上的基础知
识，要挖出教材背后的潜台词，要掌握教材深处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教
材上只是点到了一个名词、一个人名，我要看清楚他比较清晰的面貌；教材
上只讲到了某个时期某个侧面的情形，我要向前摸一摸他的过去，向后望一
望他的将来，向左向右顾盼一下他的周围；要把教材上的点连成线，线铺成
面，要铺得开，收得拢，要基本做到“竖通、横通”。
要达到上述目标，手里光有一本教材，几本教参、教案选是远远不够的。
要看很多书，包括一些原始材料。一次备课不能到位，我就来一个长计划短
安排，每节课接触一些原始材料，每学期重点备好几节课，有选择地深入攻
下几个问题。积跬步总能致千里，这是我的战略思想。
把教材由薄变厚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研究工作，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
不是为了在课堂上以深奥的东西去吓唬学生，深入是为了浅出。这第二步和
第三步就是要下一番由厚返薄的功夫，也就是要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年龄
特征，思维能力，按照大纲要求，教材内容，教学目的，以及重点、难点之
所在，浅化教材，采用学生最能接受的方法，掌握最能吸收的深度、难度（学
生踮起了脚尖正好能够够得上的高、难度）。这由厚返薄的“薄”已经不是
未深入之前的薄了，它已经起了质的飞跃。
为了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兴趣，我总要反复修改板书提纲，反复选
择例子和探索化难为易的途径；我推敲怎样打响开场锣鼓，导入新课，怎样
使新课煞住在一个“扣”上，做到善始善终；我准备好重要概念的文字表述；
我设计好活跃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的课堂提问（或谈话），甚至为了能
感染学生，提高效果，连语言和词汇的应用都是要有讲究的。。。这些是我
备课化力气最多的地方。
我老老实实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认真备课，即使教过
多次的课也要从头再备。事实是每次都仍会遇到新问题，产生新想法，无论
是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都常常能有所超越，做到常教常新。
我知道，要让学生喜欢我的课，要使课上得更好，关键是认真备课。这里没
有捷径，也来不得半点虚假。我自知在教学上别无所长，唯“认真”二字是
我的自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始终是我的座右
铭，鞭策着我在历史教学的大道上乌龟赛跑式地一路前进。
从50 年代起，我在各种范围，过各种类型的公开课，有些还通过广播电
台或电教馆录像，传送到了全国各地。
各种形式的公开课给我造成压力。这是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课。
因为这些课，除了课堂上几十名学生以外，还要对听课的教师负责，或对某
项研究课题负责，所以要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争取最大的成功率。为了确
保100％的成功率，便必须付出200％甚至更多的努力。有时候，经过极大努
力，苦思冥想而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会在“再努一
把力”的“再”字上取得成功，豁然开朗，答案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公开
课促使我把教材摸得再深透一些，把教法推敲得再完美一些，我的许多关于
教材教法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在这些公开课的基础上写成的。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市、全国以及外省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上做过报告，
交流过经验。这些报告或经验交流，在一定范围产生过影响。
70 年代末，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停课闹革命的怪现象，各行各业
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学校里也即将开始正式上课。但是，一部中国历史在10
年动乱里被“四人帮”扭曲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当时没有教科书，许多
报章杂志还没有复刊，可以参考批判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历史课怎么上？北
京教育学院田珏教授决定举办讲座来应急。谁来主讲？他不在大学或科研单
位聘请专家教授，却偏要在中学教师中物色，由中学教师自己给自己开讲座。
我接受了讲被“评法批儒”搅得最乱的秦汉这一段历史。我讲的两讲，出现
了“爆满”，座无虚席。到第二讲时，偌大的历史博物馆礼堂里不得不加座
才勉强容纳下了超过太多的听众。原来，听讲的中学历史教师，不仅有北京
的，还有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赶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工作者也闻讯
前来听讲。在那两讲中，我根据大量原始材料，引经据典，对“四人帮”评
法批儒的种种谬论，条分缕析，——驳斥，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并且提供了一份中学历史课具体授课提纲，解决了课堂上的燃眉之急。讲完
之后，许多教师围了上来，又谈又问。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史树青听完讲座后，激动地赶到礼堂门口等候，一定要跟我握握手，
表示他对一名中学教师的一种真挚的敬慕之情。
通过这一次以及其他多次讲座、报告，使我信心倍增，不能妄自尊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要为中国历史教学多做一点工作。只要有心，是可以通过
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的。
为了准备讲座或报告会，我的备课触摸到了较为深层的领域。
其实，我平时备课也总要接触各种看似对当前教学用不着的东西。更深
层的东西，更广泛的涉猎，可以加深功底，可以提高素质。一课一课认真备
课是重要的，但是素质更重要。素质提高了，可以从博见广识中取其精要，
因积累丰厚而运用自如，说理用词，分寸适当。只有做到了“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我们的课才能逐步向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接近。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素质的提高也是没有尽头的。我虽然也常以“在教
中学，在学中教”自勉，却总以未能更上层楼而自惭！
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拦路虎。自己无力排除的困难，我就
到处求教：向我周围的老师们请教；向人教社的编者们求教；也斗胆向权威、
学者请教，邓之诚、翦伯赞、齐思和、邵循正、邱汉生、邵力子等，我都曾
登门求教过；并且，我也向我的爱人——致力于教材编写、潜心于历史研究
的王剑英编审请教。
（五）言教的记录
公开课和报告会上，教师们的反映，吸引了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编
者对我的关注。从50 年代末起，我开始学写关于教材教法的文章。最初几篇
习作，都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历史教学》编辑李光霁的鼓励和指
点下发表的。
各篇文章几乎都是我各个时期教学思想的反映，教学工作的记录。例如，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史学界开展史和论的讨论之后，我发表了《上好一节
历史课的点滴体会》，用具体例证表明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的观
点，强调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史，反对了当时脱离史实、空发议论的偏
向。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教学各种教研活动在10 年动乱后再
度运转，我写了《以教材为依据，备好历史课》，强调教学要纳入正规，讲
课要以教科书为依据，教师要认真备课，提出了如何备课的要求和做法。1978
年夏恢复了高考，我在参加高考命题的同时，针对当时师生中不重视基础知
识和能力培养，严重存在着以猜题押题取胜的侥幸心理，以及很多新教师不
熟悉怎样进行高考辅导的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懂
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搞好高考总复习的辅导》等文，提出了必须狠
抓基础知识和基本线索的看法和做法。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新中国
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建国初期，在文艺界“不能让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呼声下，在史学界“打倒王朝体系”论调的影
响下，中学历史教材里，甚至连一些著名皇帝的名字都不敢出现了。若干年
后，舆论界、文艺界又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舞台上左一个皇帝，右一个贵
妃，史学界，对帝王将相的评论一味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怎样
讲好帝王将相》一文，表明了要正视历史的真实，承认帝王将相的客观存在
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历史地唯物辩证地评价各个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
用，具体勾画出帝王将相的不同脸谱；要透过帝王将相的言行政策来体现出
时代的面貌，社会的兴衰等等观点。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永恒主题，
我根据平时教学实践中的体会，明确提出了“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
传授之中”的口号，从历史教学知识性与思想性相一致的这个特点出发，提
出要挖掘教育内容内在教育因素，而不是外加一项教育内容的主张，反对“穿
靴戴帽”式，标语口号式，强调了要突出一个“寓”字的教育教学思想，并
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每届历史系毕业生，都要到28 中实习；
北京市、西城区的青年教师常常展开评选“新秀”等活动，请我去参加评议。
我从实习生以及青年教师的备课和讲课中，注意到了新走上讲台教师易犯的
通病，又分别发表了《教态、语言、板书》以及导人新课、课堂小结、课堂
讨论、教材的使用。。一系列问题的文章，指出弊病，介绍做法。
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如《上好一节历史课的点滴体会》、《以教材为依
据，备好历史课》、《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更新观
念，探索新教法》等篇，曾被几家杂志刊登、转登过，有些地区还印发给各
校历史教师，有的地区组织教师集中讨论，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认可和推广，
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鼓励着我继续不断的为中学历史教
学作出努力。
1985 年，《怎样教好历史课》一书，在北京西城区教研中心范瑞祥同志
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下问世，这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的主要成果之一，不
仅收入了部分论文和经验总结，还收入了部分讲课实录。
我也曾参加过编写历史教材、历史教学参考书，也曾和其他同志合作，
出版过各种为教师备课、为学生学习用的历史知识读物，如《华夏春秋》、
《在今天的日历上》、《历史知识问答》、《中国历史学习手册》、《世界
历史学习手册》等等。
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怎样教好历史课》一书成了我广交朋友的媒体，我
收到了很多亲切致意、互相切磋的来函，认识了很多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他
们大多是青年教师，来函中，投身于历史教学事业的决心，以及那种孜孜以
求的精神使我感动。我仿佛看到了一批批青年教师正在沿着历史教学的大道
阔步走来。
（六）情之所钟，无怨无悔
10 年动乱以后的80 年代，我好像穿上了红舞鞋，不停地在历史教学这
个舞台上跳啊，跳啊，我再也收不住脚了：备课，上课，录像，报告，会议，
研讨，写稿。。我在劳累中奔忙着，在奋斗中追求着，不分昼夜，不问甘苦，
不辞疲劳。。情之所钟，我无怨无悔！在那“文化工作危险论”甚嚣尘上，
教师工作无人羡慕的岁月里，我一往情深，乐此不疲。
这时候，各种各样的表扬、荣誉、社会职务相继加在我身上，各种各样
的荣誉证书、奖状和聘书，满满地装了一大背包。不过我还是我，我只顾穿
着那双红舞鞋跳啊、跳啊！不为荣誉，不求名利，不计报酬。。
1988 年，我退休了。快节奏、高频率的舞曲戛然而止！我脱下红舞鞋，
从高空紧张中解脱了出来，我几十年的教师生涯画上了句号。
但是我退而未休。1988 年，正逢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写九年义务教育
新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或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教材）。我有幸参加了新教
材的书稿讨论和审阅工作，参加了试教、录像、培训教师以及编写教师教学
用书等一系列的工作。鉴于新教材跟过去的教材有了较大的改动，包括有经
验的老师们在内，教法上一时感到惶惑，我又发表了几课教案和实录，发表
了《更新观念，探索新教法》的文章，提供了自己粗浅的体会。
以后，我不时地参加了一些教研活动。我和历史教学结下的不解之缘，
也许，将至死方休？
我和我的同辈已经在历史教学的跑道上跑完了我们的一棒，接力棒现在
正握在年轻一代的手里。环顾四周，我看到了我的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学生
们，北京三中高级教师朱尔澄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看到了几十年中先后在28
中实习过的北京师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师们，由于他们的
努力，大多都是所在学校的骨干，成了北京市一支中坚力量；我看到了系统
听过我的课的老师们，看到了在一起研讨过，相互听过课的老师们，我也通
过通信看到了遍布全国许多地方的老师们，他们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奋力拼
搏，推陈出新，教改成果，捷报频传。在中国历史教学的百花园里，群芳争
妍，春意正浓，风景这边独好。写到这里，我的高兴是由衷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本文只是勾画了一个大概。下面的几篇将对某些部分
补充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是发表过的，作了一些修改，有的是现在写
的，把它们公之于众，希望能得到同行们的指正。
二钻研教材，认真备课
教师备课，首先要钻研教材，教材是教师授课的依据。这道理，似乎是
中学历史教师人所共知，勿庸赘言。但是，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有的教师把
依据教材和照本宣科混为一谈；有的教师以为自己应“高”于教材，而甩开
教材，补充过多不必要的课外材料，另讲一套，不以教材为依据；有的教师
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熟悉的、爱好的、故事情节生动的多讲，反之就少讲
或者不讲，同样不以教材为依据；还有的教师课前不作准备，课上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