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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美国最野蛮的行径无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剧院，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向人们展示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锋的战利品，结果在观众中响起了狂热的掌声。这位牧师的名叫约翰·史文顿——人们称他为传教士约翰。他是骑兵队的志愿者。他在几天前曾率领人马攻打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溪，他们至少屠杀了150名印第安儿童、妇女和老人。当时，那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打猎去了。
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发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那片土地上彻底铲除。正如西奥多所说，“我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个印第安人中有九个已经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对印第安人进行囚禁和灭杀为美国赢得了一部分国土。当时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由墨西哥人控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把墨西哥人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种族”。斯蒂芬·奥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较量过多年，他曾告诫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长了尾巴，那将是比猿猴还野蛮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奥多·帕克说：“墨西哥人是一个卑劣的民族，有着卑劣的起源、卑劣的历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国不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民族也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注定成为“在白种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肩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传遍墨西哥大地。华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曾说：“墨西哥这个国家低级无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纵。在那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无力承担把新大陆变成文明人的国度这一崇高使命。所以，还是让我们担负起这一使命，去完成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酝酿了一场冲突，美国人称其为“墨西哥战争”（后来又称“美墨战争”）。墨西哥人称其为“美国的侵略”。年轻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后来当上了元帅，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派到那里去挑起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是“强国对弱国发起的最不公正的战争”。墨西哥人对那场入侵没有丝毫准备，经过了两年的屠杀之后，墨西哥在《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中割让了大片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外交官即将签署这一条约时，一个墨西哥人对美国的特派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说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时刻；但我们的耻辱却并不亚于你们的骄傲。”对此，特派员特里斯特快速回应说：“我们是在创造和平，这是我们惟一的想法。”但他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当时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们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感到的耻辱要比他们的耻辱强烈得多。但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不便说这番话。那件事情让每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都觉得耻辱，我也一样。我心里真的强烈地感到羞愧难当。”
扩张主义者将刚刚揽入囊中的西海岸边的土地和港口视为新的起点，继续向更远的西方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太平洋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的资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从地下开采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鲸油润滑了工业革命运转的齿轮，照亮了美国的街道。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兰人在海上游荡了数年。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油田，里面盛满了滚热的抹香鲸油”。当时在美国，捕鲸是个很重要的行业，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预计，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将雇佣1。8万人、700艘轮船，而每年利润将达到700万美元。
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开拓者们多年来的努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们当中的一位开拓者叫纳撒尼尔·萨瓦瑞，这位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在1814年20岁时驶向了太平洋。他在夏威夷及周围度过了10年（那时夏威夷称为三明治岛）。夏威夷是美国船员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这些船员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附近鲸鱼大量出没的海域。
萨瓦瑞意识到他应该在更靠近日本的海域设置一个前哨，于是凭着美国人那股天赋使命的精神——他开始从夏威夷向西展望，为建立自己的鲸业公司寻找合适的港湾。那些在夏威夷停留的捕鲸人告诉他，日本附近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岛，岛上无人居住，但有天然泉水。
于是纳撒尼尔·萨瓦瑞在1830年5月他36岁时，同22个冒险者开始了长达3000英里的航程，他们从珍珠港向西行驶，前往美丽的父岛寻找财富。
来自佐治亚州的议员托马斯·金时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8年举行了数次听证会，会上主要讨论美国如何在太平洋上挖掘财富，拓展实力。政府已经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资助四条汽船航线。一条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将给美国的商业带来昌盛繁荣。尽管汽船航线能够贯穿大西洋，但相比之下，太平洋要更宽更广。
太平洋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观。就算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陆地都放到太平洋上，仍然还会剩下很大的地方，足以再放上一个非洲、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太平洋有大西洋的两倍半那么大，海面下潜藏的山脉让喜马拉雅山都自愧弗如。
第一部分第二章 文明（2）
在议员金的海军事务委员会前，海军部上尉、海洋研究者马修·莫里是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人。他把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放在那些议员面前，接着弯腰从他的小背包里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细绳。他把细绳的一端按在旧金山那一点，然后将细绳拉过蓝色的宽阔水域，把另一端按在夏威夷群岛那点上。事实证明，人们已经有能力驾驶汽船到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那里离旧金山的距离是2100英里。然而，如果再继续航行，也就是从火奴鲁鲁到上海，那么4700英里的距离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那时候，汽船上的发动机要烧掉大量的煤，远距离的航行必然要携带大量的煤作燃料，这样一来，船上就几乎没有空间安放其他货物了。
当海军上尉莫里将地球仪上白色细线从夏威夷拉向上海时，所有议员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举动。他们看到，在前往上海的旅途中，需要经过博宁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人岛。莫里解释道，如果能在那里或父岛上建一个储煤库，那么把汽船开到上海就可能实现了。火奴鲁鲁与父岛之间的距离是3200英里。汽船在父岛加煤之后，就将很容易完成从父岛至上海1500英里距离的航程了。
这一简单演示的含义是令人惊愕的。莫里上尉向议员们说道：一封信、一个人或者是一小把茶叶从纽约到上海要花上80天的时间，其间要经过大西洋，绕过开普敦，行驶2万英里。如果能充分利用父岛的战略位置，美国就能把航程缩短2/3。“我们有能力建立和控制到达中国的最快的交通航线”。莫里向这一屋子静悄悄的人们解释说，“美国通过建立这样一条航线，就能打破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垄断地位，使太平洋航线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上尉的建议就是要美国对太平洋进行商业统治，这一点议员们非常清楚。
然而，该计划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无人岛离日本非常近，如果美国在离日本如此近的父岛上建一储煤站，日本会如何反应？日本是否把无人岛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
日本是一本从未被揭开的书。西方对日本的无知不是西方人的错，而是日本定下的国策。二百多年以来，日本的门户关得紧紧的。根据国家法律，日本人不许离开日本，外人也不许进入。如果有谁向外国人讲述这片神的土地的信息，他将被处以死刑。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没有一张地图或一本书是描述这片封闭的土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方人对日本的确缺少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事实上，日本并不是像新几内亚一般的穷乡僻壤，相反，这个国家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文明、城市化程度最高、组织最严密，文化最先进、最和平的国家。许多历史学家都说，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据可靠记载，日本的帝国统治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公元604年，日本的先驱们完成了日本宪法的起草，公元1000年前后，紫式部女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
根据日本的“圣经”——《古事记》所载，创造日本的是一名叫天照的太阳女神，她通过后裔神武使这片土地住满了人。神武是日本人的第一位现世皇帝，他属于大和（山人）部落。神武作为皇帝的使命是HakkoIchiu，意思是“将世界的八个角落笼罩在同一屋檐下”。对日本人来说，所谓“世界”就是指他们的岛屿，将岛上的人们统一为一个帝国便是神武的大和民族后裔们的使命。
基督教徒皆为凡人，生有罪孽，信仰上帝才令他们获救。但是日本人的血脉里流淌的却是神的血液。他们和天神血脉相连。美国人可能把自己的家园描述成“有上帝保佑的土地”，但日本人就生活在“神的土地”上。
为了肯定自己对神的这种信仰，日本人只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看着天照女神将太阳从太平洋的岛屿上升起，把第一缕光辉洒向日本，然后再照到世界其他地方。日本把光明带给了世界。［日本自己的名字—Nippon（日本）也表达了这个概念，（日）ni的意思是“太阳”，（本）pon的意思是“起源”。因此名字的含义就是“太阳升起的土地”。］
日本就这样孤立在海面上，没有外来民族或宗教来挑战他们的信仰，于是一代代日本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国家是神的选择，神的宠儿。然而，众神却无法保证日本国内的和平，内战肆虐了数个世纪之久。天皇躲在皇宫里深居简出，软弱无能，而整个国家由一帮军事独裁者掌权。最终在1600年，勇士德川家康将敌人一举消灭，显赫一时，进而巩固了其对日本的统治。
德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梦想就是给日本带来永久的和平，确保德川幕府的长久统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德川竭尽所能去重建日本，重塑日本民族的特征。
首先，德川让天皇宣布他是最高统治者。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天皇从不露面，他身处古代首都京都当着他的皇帝，但却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来统治国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当时军事独裁者的囚犯而已。德川让人们相信了帝王统治的神话，同时也以此让世人相信他作为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德川的头衔——将军（shogun）——的意思就是“驱逐野蛮人的大元帅”。当时的野蛮人指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徒。
在日语中，用来表示外国人的单词是gaizin（外人）。前缀gai意思是“外来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gaizin（外来的人）。但这个词还有隐含的意思，gaizin（外来的人）不仅指那些人是从日本以外的地方来的，而且还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不是半人类，而是非人类。德川时期，一艘外国人的船停在了日本海岸上，有一段未署名的记载中就体现了当时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认识：
在这艘船上出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生物，它在外形上像是人，但看上去更像是长鼻子的妖怪。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家伙叫“教士”。他的鼻子的长度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像一个海螺壳吸附在脸上。他的脑袋非常小；大手大脚，爪子长长；他的牙齿比马的牙齿还要长。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像是猫头鹰。人们都跑出来看他，每条路上都挤满了人。
葡萄牙传教士1543年首次在日本登陆时，他们发现日本人天生好奇，热情好客，并且举止文雅。日本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到来表示欢迎，而且也允许他们改变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泽维尔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谈论那些日本人，每次说到他们都让我禁不住想笑。”到了德川升级做将军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已经在日本拥有30万信徒。但是德川注意到，这种来自西方国家的野蛮的宗教有很大不同。
神道教（1945年前为日本国教）是日本当地的万物有灵论宗教，佛教是由印度经中国传来的宗教，这两种宗教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一个人可以这一分钟在神道教殿前鞠躬，下一分钟再去背诵佛经，毫不冲突。但是基督传教士则必须对宗教做出惟一选择。基督教排斥其他的信仰。于是，德川很快对这种宗教产生了怀疑，这种宗教的第一戒律就是要求对一个嫉妒的、非日本神表现出忠诚。
德川也听说过一些故事，讲的是一些国家在允许传教士进入之后是怎样被征服的。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那些野蛮人企图征服一个国家时，他们首先和那个国家通商，找到该国的弱点。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开始通过传教来捕获人心。一旦人们的忠诚被转移，就可以任意摆布这些信徒，而且这种对宗教的信仰根本无法使其中止。”
德川深信，如果他的人民忠诚于外来的神，那他就不能建立稳固的和平统治。1614年，德川命令境内所有的传教士停止活动。他给日本基督徒的选择是：要么将十字架踩碎，放弃外来的宗教；要么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没过多久，西方国家和基督教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任何对外接触都被看做是对日本的威胁。十字架被视为邪恶的象征，耶稣被视为“日本的魔鬼”。他取消了日本所有的对外贸易，只允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