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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纯粹科学的观点来说，这一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其错误在于缩小了个人的作用。情形往往是，各种巨大的社会对立的势力都大致处于平衡，而相对的小势力却可以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利，正有如在分水岭上的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决定水流究竟是注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决定了德国人允许列宁回到俄国的。惠灵顿公爵关于滑铁卢战役①说过：〃这桩好事真是见鬼。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或许他的话是对的。这类事例表明了，伟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有时候是取决于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
从那些急不可待地要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的人的观点看来，这一点当然是很可遗憾的。但是事实却是，在使历史学的某些方面多少可以成为科学的时候，并且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史料却是太复杂了，而不可能在目前并且或许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之内被归结为科学定律。对于我们的无知来说，这里有着太多看来是机缘的东西，而且无从估计的各种势力的侵入又有着太大的可能性。在尚不成熟而要佯装成科学的那种企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是科学的。
这就把我带到了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里去，即文化史；它在它那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包括有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只要它不是以迂腐的教授们把它浸沉于其中的那种庄严和空话来加以处理的时候。官方的观点而这是每一个要想得到好分数的学生所必须采用的是：某些名人是伟大的、善良的，所以一定不能加以任何批评，而某些其他的人则是聪明的，但想法是错误的，并且犯下了对每一个排字工人来说都显然可见是愚蠢不堪的错误。还另外有些人，虽然在没有偏见的眼光看起来是无可厚非的，却甚至于是不能提及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受到最高度的赞扬的人，也必然要如此之加以错误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变得沉闷不堪，于是对于那些以赞扬他们为己任的庸人就变得成为可以接受的。而尤其是，绝不能容许有任何思想对于自鸣得意的中世纪可以造成哪怕是片刻的不安之感。
伟人是不能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要这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迂腐的学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对自己的工作满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会同意他的，他在赞扬那些人，并且他特别表扬他们所可能让他们自己说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话。他深信不疑：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严肃的〃，他们能以神秘的方式看出善是怎样由恶而来的，以及一般说来，他们能帮助我们坚忍地负荷起别人的不幸。在全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里，意气慷慨的青年人都在忍受着这种枯燥无味的废话，于是 他们就很容易鄙弃所有这些传统中的伟大名字了。例如，以莎士比亚为例，他那被人虚拟〃肃穆〃竟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学院式的连篇空话的主题。这里就是他那〃肃穆〃的几个例子：
当我们诞生时我们就要哭叫：我们居然来到了这个满是笨拙的大舞台。
还有：
我们之于神，就像苍蝇之于我们，
神弄死了我们，在寻他自己的开心。
还有：
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好处，
就是我学会了去咒诅别人。
尽管《麦克白斯》里的那段名言是众所熟知的，我还是不能略掉它
明天、明天、再明天，
日复一日地慢步向上爬，
爬到了时间记录最后的音节，
我们所有的昨天都在向笨伯，
照亮了通行黄泉的道路。熄灭吧，短促的烛光。
生命只不过是缓步的阴影、可怜的演员，
他在舞台上炫耀并消磨着他的时间，
然后就再也无声无息。它只是一个，
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咆哮，
可是意义却等于零。
不，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肃穆〃的。确实是他们具有一种终极的勇气，一种能在自然界只安排了恐惧的地方创造出美来的本领，那在猥琐的精神看来仿佛就是肃穆。但是他们的勇气都必须能超过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更深一层地看透了自然界的无情和人类的残酷。用好听的谎话来遮掩这些事，那是懦夫干的事；伟大人物干的事则是以坚定不移的明彻性来观看它们，然而却又高尚地在思想它们和感受它们。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伟大的那种限度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干的事。
但是读者们可能感到，这一切都是文化史的题外话。我不能同意。在文化史里面，资料太浩瀚了，所以选择就是必要的。而选择，至少部分地，就必须受着一种价值感的指导：我们必须有某种试金石，可以用来鉴定谁才能配得上我们去纪念。确实，这并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原则，有些人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而必须加以研究的。哪怕假如我们对（比如说）穆罕默德评价不高，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是信仰他的。但即使那时候，标准也还是必要的，假如文化史要加以有益地研究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不分皂白一味去赞颂随便哪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发现自己是在崇拜魔鬼了。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那是科学自身无法提供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文化研究中却是应该牢记的。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哲学思考的人，在我看来，文化史最饶有兴趣的那部分就是哲学史，尤其是它和宗教的关系。哲学在希腊人那里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而开始的，它体现了在商业的过程中，被带到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因而便要求有某种比部族的传统更多的东西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基础的那种人的怀疑主义。当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不完全的；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大程度的自由思想，也还保留着我以前谈到过的那种对命运的或者说对宇宙正义的信仰。但是他们的合理性（当其存在的时候），要比他们的不合理性（当其还存在的时候）更为令人惊奇。他们摒弃了奥林匹克的诸神，他们形成了普遍的因果这一概念，并且他们力图发现现存的宇宙可能在按照自然法则而演化出来的各种方式。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它的检验是在原则上，如其不是在事实上的话。现存的偏见之存在，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注意到；如果有任何人曾指出了它们是偏见的话，那么早期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是会放弃它们的。
但是希腊哲学并没有继续实现这一光辉的开端；哲学的天堂里有一条蛇①，他的名字是毕达哥拉斯②。奥尔菲斯③的宗教有着信仰复兴的特点，它俘虏了许多此前是理性主义者的希腊人，于是奥尔菲斯主义就有一种形式被毕达哥拉斯引入到哲学里面来，它不再是诚挚地渴求理解世界，而变成了一种通过陶醉而追求得救。奥尔菲斯主义是对酒神巴库斯的崇拜的一个支派，但它是追求以精神的陶醉来代替原始崇拜的那种赤裸裸的酗酒陶醉。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头脑醉醺醺的，始终都被人认为里面具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只要它有着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观则始终被人认为表现着一种心灵的局限和平庸。这种看法从毕达哥拉斯传到了柏拉图，从柏拉图传到基督教的神学家，又从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传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以及无数的空话搜集者，只要当男人们和女人们厌倦了真理的时候，这些人就活跃了起来。
然而在我们今天，对于空话却有了一剂有力的解药，那在以前的时代里是几乎不存在的我是指科学。科学是不能被忽视或者被摒弃的，因它是和近代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于和平时期的繁荣和战争时期的胜利，是同样地至关重要的。或者，从知识的观点来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富有希望的特征，又最有可能使我们避免某种旧的或新的迷信的没顶之灾。
文化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之一，乃是天主教综合体系的逐步建立，它完成于13世纪。在 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即公元5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之中有着出自三个来源的成分，即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教会从犹太人那里接收过来了他们的圣书和圣史，他们对弥赛亚的信仰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相信他已经出现了①他们多少有点严酷的道德和他们除了一种宗教以外对于一切宗教的不容忍。希腊精神则特别表现在教诫的领域。圣约翰、圣保罗和教父们，通过采用希腊哲学而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种精致的、与犹太精神全然有别的神学。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不同，表现出基督教希腊化哲学的早期阶段。教父们，特别是奥勒根②和圣奥古斯丁使柏拉图主义成为了基督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令人惊异的是，奥古斯丁承认有那么多基督教的根本学说都可以见之于柏拉图的著作。罗马帝国一旦成为了基督教的，主教们便掌握了行政的和司法的职能；由皇帝们所促成的历次普世宗教大会就提供了一个中心权威的开端，尽管起初那仅只是在学说方面。没有得自罗马政府方面的力量，教会究竟能不能经受住野蛮人入侵的冲击而生存下来，是件很可疑的事。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代表着地中海文明，虽则并不完整；而世俗贵族则代表着北方的野蛮主义。教会屡次接近于丧失它那特性，而且几乎变成为封建体系的构成部件。但是这一点却由于教皇权力的不断增加，并由于教皇坚持教士独身制（这防止了教会土地的父子相袭），而得以防止。从11世纪初到13世纪末，教会在权力、纪律和学问方面都进展得很快；在学问方面，天主教今天仍然在膜拜圣汤姆斯·阿奎那①的权威；他在一切哲学问题上，字字都是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法律，然而阿奎那在他当时，却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者。阿拉伯的影响使他偏爱亚里士多德更甚于柏拉图，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受到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谴责。对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他也受到了谴责）的这一幕反对，已经被人遗忘了；亚里士多德现在被天主教看做简直仿佛是一位教父。怀疑他治疗大象失眠症的功效，或许是可允许的（尽管是带着半信半疑心情）；但是他在三段论学说上的错误，却是绝不能承认的。由于这个原因，现代逻辑学对于天主教就是一个禁区。
教会在14、15和16世纪的不幸遭遇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它竟能生存下去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场奇迹。首先是教会大分裂，当时有两个人都自称是教皇②。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个是真教皇：每一方自封为教皇的人，都被对方革除出了教门。这种革除出教门，有一个是有效的，但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哪一个是真教皇，当然在宣布他的对手是个坏人时，他就必定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圣父，哪一个又是无耻的骗子。这是很尴尬的事，而且是造谣诽谤的一个有力的原因。当教会大分裂终于愈合时，文艺复兴开始了，于是历代教皇就都不顾及教会的利益而玩弄起意大利的权力政治，并且在为扩大他们的世俗领地而斗争。一连串自由思想的、人世的而又放荡不羁的教皇们向全天主教世界的忠实信徒们征税来维持他们自己的骄奢淫逸，他们是那样地震惊了北欧的虔诚心，乃至终于产生了宗教改革。
一开始时，宗教改革席卷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国家里的一切事物。但是罗耀拉、查理五世和傅格尔家族①却拯救了天主教的事业。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传教团，这个传教团以其热诚、诡谲和教育而取得了权力。查理五世恰好在自己的治下把德帝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都联合在一起。傅格尔这个富有的银行家家族曾经借给了他那么多的钱，以至于他的成功对于他们成为生死攸关的事；因此他们以他们全部的财力支持他，并且使他在金钱上优越于他的对手。他们最后是由于贷款给哈伯斯堡王朝而破了产的，不过这时候教会已经被挽救了。
教会过去的历史，能对于预言它的未来给予任何基础吗？它那不幸的遭遇，并没有在16世纪结束。18世纪的许多战争以及随后美国的扩张，就把对墨西哥边界以北的整个美洲大陆的统治权都交给了新教徒。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是激烈地反教会的，然后这又出现在为德莱福斯案件②平反的期间。俄国革命是反对基督教的，而纳粹则倾其全部的力量来消灭教会在德国的影响。不过，天主教对未来的信心仍然有其很大的根据。拿破仑发现与教皇缔结和约是件便宜的事，而拿破仑三世①则一直到他垮台为止始终在罗马有一支法国驻军在保留其世俗的权力。战后②的法国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可能知道；但是在目前，各个党派的领袖都是天主教徒。苏俄政府已经放弃了它对宗教的敌视，而且为了讨好它的盟国③，无疑地还将沿着它的新方向走得更远。在德国，当纳粹覆灭时，会有出现混乱的危险，而天主教会则是少数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之一。在美国，天主教徒已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控制纽约和波士顿的教育，并且他们也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迫使国务院对佛朗哥④友好。他们教化了许多信徒，要比新教徒发育得更快得多。统计数字表明，除非有新的因素介入，否则他们将在大约50年之间在美国占有多数。因此有各种理由可以期待，到了20世纪末，他们的力量会超过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就我而言，我是以惊讶的眼光在看待这一前景的。
对教会的考察，自然会提出一个历史学的新领域，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一直是研究得太少了；我指的是组织机构的历史。一个组织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且往往是要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各个阶段的，有似于一个个体生命的各个阶段。我相信对于组织的研究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尽管并非一贯正确的概括。存在着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教会、政党、教育机构、企业公司、工会，等等。凡是技术进步的时代，组织都在增多，而尤以我们自己的时代为然。一个个人单凭他自己的主动性所能够做的事情，其数目是越来越少了，而他需要依靠某 种组织的事情，则其数目越来越多。如果你是一个平凡的公民，那么你就会出生在一家医院里并受到国家的教育；你要为一个机关工作而谋生；你的报纸、你的收音机、你的电影，都是由富有的公司所提供；如果你要有一所房子，你或许要贷款购房，那不是向一个个人而是向一个组织；当你去世时，保险公司就解除了你的遗孀生活的后顾之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公民和主权人民的一员，你随时有权在两个称为政党的组织向你所提出的两个人之间表示你的偏爱政党则是共同代表着职业政客们的利益的。作为一个不朽的灵魂，你可以在一个称为是教会的组织之中去寻求得救，教会若是遵守多少世纪所固定下来的教条的话，或许还拥有财产；如果没有一个现有的教会能使你满意，你的邻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