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各朝各代无不以书同文、语同音为大一统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且多有严厉举措，如清朝雄才大略的雍正皇帝曾亲自下诏谕严令广东士去必须学习“官话”，否则不准参加科举（由此联想到香港拍的一些电视剧里面梳着大背头、头顶满清官帽的雍正皇帝仰头背手，用广东话慷慨激昂个不停，倘若雍正地下有知，大概又会气死一回）。唯一例外的是西晋灭亡之后流窜到南方的东晋朝廷宰相王导为了联络当地人的感情，不得不学会几句吴语，在用自己的胖肚皮贴云石棋盘的同时，同吴人官僚不尴不尬地说句“何乃洵”（棋盘真凉快呀）以示亲切。即使这种言不由衷的行为，仍受吴人的耻笑。
但当时的晋廷处于偏安之隅，此种示好之举也是无可奈何罢了。近读英国人庄士敦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康有为因国语讲不好，同光绪帝在语言上沟通困难，君臣两人往往面面相觑，相坐移时不能交谈数语。或许这种隔阂也是戊戍变法失败的诸多原由之一。而这种看似偶然性的细微情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导致清末变法失败的必然。
言及对国家标准语言的推崇，我认为法国人的精神当值得借鉴。法国人每以法语的纯洁准确引以自豪，面对好莱坞轻浮英语文化的冲击，不惜立法以捍卫法国语言的官方地位和纯粹性。笔者一次到访巴黎，当我用英语问路时，一法国绅士用标准的英语回答说“I CAN’T SPEAKE ENGLlSH”（我不会说英语），当我改用结结巴巴的法语问路时，竟得到这位高傲的法国绅士有些过火的热情回报——他一面不厌其烦地慢慢用法语同我交谈，一面走了大约两公里的路带我到所要去的博物馆。虽然法国人的行为有些矫枉过正（如有些法国人甚至建议所有法国计算机网络语言改用法语），但从其崇尚本国标准语言的努力可以窥见其强烈的国家自豪感。
更有甚者，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也开设什么白话、潮州话的新闻节目，其目的，无非是广州、潮汕的大佬多是海外有钱人和巨商，原本出于统战需要，但是，这种“奉承”阔佬其实真正是一种很大的失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当时的台湾推广国语，使得台湾省本地人再也不能在语言上“去中国化”，否则，天天闽南话那么一讲，台独分子就可以大大煽动当地百姓感觉不是中国人啦。如果谁在海外有钱，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什么地方的方言新闻，再过几十年，大概连河南话、天津话、四川话、湖南话、上海话、甘肃话等等，都会在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大兴其道，后果呢，是让人啼笑皆非。
因此，宣传部门，应该多学历史，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该普及的普及，该推广的推广，不能一面大力推广普通话，一面又在电视台大讲方言新闻，厚此薄彼，大家心中都会不爽。最可怕的，是把一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在暗中予以削弱。
笔者之言，绝非杞人忧天，而是真正的忧心。
为了大一统国家更加光明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坚实的凝聚力以及能使华夏文明千秋万代不衰，请推崇普通话！
偶随流水到花边
——发现淹没于中国历史烟云中的鲜活个体
（跋）
中国，作为有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一直追求大一统的国家，在统一、分裂、乱世、盛世的变幻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不断争逐、融合，杂错纷纭，群雄逐鹿；上演着一出出由辉煌和悲怆交织在一起的宏伟戏剧。在浩如烟海的正史典籍和逸史笔记中，细细研读，总会发现其中存有许多令人惊奇甚至叫绝的人物及其事迹，他（她）们或是淹没在大历史事件的阴影里，或是消隐于纷杂迭起时代的繁琐记叙中，或是为民间艺人的演义传奇的浓重夸张色彩所歪曲，或是因其所处王朝非正朔所宗而遭忽略。
一位哲人说的好：“最好的教育是使人怀疑。”可惜的是，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总是处于一种看似约定俗成的“定式”框架内，盛世、明主肯定无比光辉、高大而完美，而乱世、奸雄必然黑暗、凶狡而卑琐，所有这些，大多出于我们对历史细节的匮乏和“正统主义”的僵硬教条，加之近来泛滥成灾的影视剧对历史过分歪曲的“演义”不断推波助澜，历史的真实被浅薄的臆想弄得扑朔迷离，甚至有时让人觉得简单、机械得近乎匪夷所思。
对历史过度的“戏说”已经使很多对中国历史本来就不甚了了的读者和观众如堕五里云雾，影视剧编导们为了“卖点”，又不遗余力地从二手的白话历史资料里面东割西挖寻找“噱头”以增加“戏肉”的份量，使得本来是简单基本常识的中国历史典故和人物、事件好多都被流行文化歪曲得面目全非，张冠李戴。对此，严肃历史学家摇头叹息之余，似乎也束手无策――如果全盘推出文言文原版史书，那么浩瀚至巨的篇幅肯定令一般人望而生畏，而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本身对于有相当修养的读者也构成一道不小的障碍。笔者恰好对中国古文字和诗词歌赋有着一种近乎天生的敏感和理解力，阅读文言文的速度也同浏览现代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加之我对中国历史一直有“乐在其中”沉迷，以及那种“魔鬼在细节”的考据癖，正可以充当一个“趣味历史学家”，手持一柄历史的“放大镜”，在恒河激浪的滚滚史河中找寻堪称座标的堡礁，删繁取精，梳理枝蔓，把“戏说”纠正为“细说”。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十六国、隋、唐之际，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方兴未艾，鲜卑汉儿，羌豪氐杰，弯弓走马，飒爽俊逸，精彩绝伦，但恰恰是最应让人屏息凝神的伟大时代，国人对此激荡起伏的历史却知道得甚为粗疏。为此，笔者不吝笔墨，有侧重地撷取其间那些最为耐人寻味的英雄豪杰和重要历史场景，独辟蹊径地以文学“蒙太奇”展现中华大历史的风流豪迈，追溯中华大家庭的血脉源流和中华文化的融会贯通。
笔者并非学专家那样对佶屈聱牙的古籍考证源流，也不敢自称综合百家独树一帜，更不是想对洋洋大观的中华典章制度和学术嬗变进行精细辟里的探析。我只是以一个历史爱好者身份，去宏取精地拈出中国历史中数位大家十分熟悉又可能十分陌生的人物来，从汗牛充栋的信史中摘取他们精粹绝伦的人生片断，站在一个别人所忽略或者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异端” 角度去进行文学、趣味地观察，回避“人的历史”而更加关注于“历史的人”，特别是聚焦于那些曾经无比鲜活、无比富有个性却又为时光积垢所黯淡的真实历史中的个体。我一直努力争取以流畅平易的文笔和清晰达意的描述使得一般读者能从中享受历史带给我们的真实乐趣，并试图让读者能在莞尔或拍案之余重温那些未经加工和润色的音容笑貌，展现出他们原本的、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恰恰又是最戏剧化的精彩一面，并由此力图引发普罗大众对波澜壮阔历史的一丝兴趣。
笔者最早阅读原版的中国文言史书，是在“青涩青春”的英语研究生时代。其实，“坐冷板凳”并非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痛苦，当时的功课无外乎每二、三个月为导师翻译一本英文著作“交差”，无聊烦懑之余，偶然于倚卧之余翻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使得我一连两个多月完全沉浸在这部编年体的煌煌巨著之中，陶醉于比小说还要精彩百倍的情节描述和人物刻画中。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北方秋日干燥清爽的空气中依稀的秋虫鸣声，从竖排书页中浮掠而过逐渐变浓的金色余晖，以及案头绿茶那嫩玉米般氤氲缭绕的气息。“惑溺”之下，竟然忘记了我的季度作业——一本二十万字的有关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生平传记的英文翻译。为此，我不得不以每天八千多字的速度，苦熬二十多天挥笔紧译赶写。译稿完成后，竟有十几天我的右手两个手指因书写过度而不能伸直。即使心神体力交瘁如此，我当时全部身心仍陶醉于历史阅读的快感之中，久久不能平息。
到深圳工作的第二年，由于不熟悉某些“潜规则”，得罪了单位几个既得利益之人，当时我毕竟年轻气盛，不顾后果愤而从某家银行辞职。虽然“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落魄失意之中，仍旧几册史书在手，品味六九大老的“黄梁公案”，揣度二八佳人的“白骨生涯”，竟也能尘心渐灭，道念自生。当然，在两个多月的“失业”过程中，也多亏当时还有时任我女友的黄晓蓓女士的细心呵护照料。黄女士当时不到二十岁，她不顾许多“好心人”对她的劝诫，每天中午和晚上，一个人骑着单车，头顶着南方灼人的烈日，身冒酷暑为我送饭送汤，使得当时我那么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还能有时间和心情在“最物质的南方”享受到一丝精神的欢愉。
无论如何，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感谢生活！感谢南方！感谢无数记载陈旧往事的历史书籍对我寂寞生活的慰籍！我跌宕起伏的南方生活恰似蒸馏适宜的清冽美酒，盛装着我几乎全部青年时代的金色阳光。在对青春的南方和南方的青春回忆之中，在经历了伤感、挫折、阴郁、沮丧、失落、愁苦等等生活之后，我还学会了更加宽容地对待别人和安然化解所谓坎坷的境遇。
我最早萌出写历史随笔的想法，不过在几年前。当时，我通读了李德林的《北齐书》之后，觉得北齐末帝“无愁天子”高纬很好玩，就以“小怜玉体横陈夜”为题目，信笔游思，一日成之。随后，我以“赫连勃勃大王”的网名把文章转贴到“天涯网”的“煮酒论英雄”栏目，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反响，不少文学历史网站也相继加以转载，网友们回复、议论多多，大多是夸奖、鼓励之语，不久，我又有些历史散文陆续刊发于金融业内一份文化内刊上，竟也得到业内诸多高学历“金领”的青睐，所有这些都激发起我不断着墨于历史随笔的热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学成为“显学”、营销教员和MBA辅导员成为“大师”的年代，依旧又那么多的人能不离不弃地对历史和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能不令我这样的喜于舞文弄墨者感到一丝由衷的惊喜，认识到那些即使是区别于“野狐禅”的正统信史里面也能有那样诱人的不可释怀的魅力。
尤为令我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陈德先生及―――公司同仁青眼有加，鼓励我把近期所作编纂成集，使得这部穿梭往来于文学、历史之间信笔游缰的书稿得以付梓。悠悠感念之意，盍可尽言！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