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
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录中于大路在看守所里写下的忏悔书。
敛财有术蔡国安
在农发行窝案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在这起窝案中实施“糖弹”战术的蔡国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蔡国安，美禾公司董事长，湖南益阳人，40岁，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工作，后转业到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
蔡国安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4月，当时他调至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办公室工作。因为胡楚寿和蔡国安是湖南老乡，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蔡国安与当时担任该行农业信贷部主任的胡楚寿，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
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胡楚寿出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分管资金计划工作。同年10月，美禾公司成立，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经理。自此10余年间，蔡国安的个人前程与胡楚寿维持着特殊的关系。
1994年10月，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郭某。最早的四家股东中，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出资36％，北京四创高技术开发公司等四家股东分别出资16％。这些资金来源显示出美禾与农业银行的特殊关系。公司成立后，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巧合的是，农发行于1994年6月成立，比美禾公司早成立4个月。农发行的业务本是从农行中分离而出的，创办初期，农发行的人员包括领导层大多曾在农行总行任职，包括后来的农发行第一副行长胡楚寿。美禾公司一成立，便与农发行有不解之缘。后来根据监察部的调查，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安利用增资扩股与上级公司脱钩之机将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工商资料显示，美禾公司历史上曾有两次增资。直到1999年12月，一次大规模股权转让使美禾公司变成了一家彻底的私营公司。其他4家股东将股份让到蔡国安名下，蔡国安一人控制了公司大约60％的股权。到此为止，美禾公司创办时的几大国有股东已经与该公司没有任何股权联系。
美禾与农发行的关系是本案的焦点，随着案件的审结，真相趋于明朗。
农发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固定资产除去办公大楼，最重要的当数存储、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和金融部门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银行大型主机售价动辄达数百万美元，而每一家分行至少有一台大型主机和相应的存储设备，还需要多台售价不菲的中型机和小型机。
这里不能不再次重申一下农发行成立初期，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农发行提出的“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而多种大型设备，也采取租赁使用的办法。
银行的租赁高达数亿元的设备，年租金将相当丰厚。以美禾公司的规模，根本无力购置价值达9．2亿元的固定资产。事实上，正是农发行贷款给美禾公司，美禾公司用贷款购进设备后再转租给农发行。美禾公司的资金，不论是用于购买电子设备还是投入股市，来源都指向农发行。
蔡国安在农发行腐败窝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7年12月，他得知农发行有一笔两亿元的租赁业务，便通过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拿到这笔业务，并给了胡楚寿500万元贿赂。后来，在另一笔3亿元的租赁业务中，他又给了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400万元贿赂。
可以说，胡楚寿和于大路都是被他的“糖弹”打中的。
根据检察机关查证，1996年至1999年期间，蔡国安利用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业务支出骗取公司资金并使用虚假发票平账及侵吞公司账外资金等手段，先后将公司3000万元非法占有。在美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其部分股东转让股权时，蔡国安把这3000万元用于对该公司的投资及购买该公司股东转让的股权，非法取得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美禾公司约60％的股份。蔡国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贪污罪论处。
如果蔡国安是国家工作人员，贪污3000多万元足以判处其死刑。但在案件审理期间，蔡国安的辩护人申请延期审理，以调取证据。恢复审理后，他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以及海淀区各类企业保留全民身份人员调出审批表，以证明蔡国安在1998年就辞去公职，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这些证据后来被法庭采纳，从而使蔡国安占有的3000多万元巨额款项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来处罚。
2006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蔡国安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0万元。判决书中称，蔡国安于1996年至1998年1月期间，利用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美禾公司343万元，构成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还于1998年2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侵吞美禾公司3000万元，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对其两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
趁火打劫黄俊杰
2005年11月14日，农发行窝案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黄俊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只有初中文化的黄俊杰41岁，是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黄俊杰的供述，他是在1993年推销产品时和于大路认识的，于大路其时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99年，黄俊杰得知农发行有3亿元的设备租赁业务，能获得5％利润，于是向已调到农发行的于大路提出承揽该业务，于大路同意给他一半业务。于是，黄俊杰所在公司就开始进行市场调查，并制作出了可行性报告送到了农发行。
但是到了1999年9月份，于大路却说把业务全交给了美禾公司，费了劲又没拿到业务，黄俊杰不甘心，于是他就想通过于大路出面协调，分给他一半业务，或者给三分之二的利润。其后黄俊杰与时任农发行财务会计部主任于大路共谋，利用于大路负责设备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由于大路出面，以美禾公司若想独自承担全部租赁业务，就要为竞争对手支付补偿费为名，向承揽该项业务的美禾公司索要“补偿费”人民币400万元。黄俊杰为了隐瞒他和于大路共同索要该款的事实，指使他人假冒深圳市恒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采取与美禾公司签订虚假委托服务合同、伪造委托付款书等手段，收受美禾公司人民币400万元。
但在法庭受审时，黄俊杰在关键问题上翻供，否认自己与于大路共谋索贿400万元。他在法庭上说，1999年他得知财政部核准了农发行3亿元的租赁业务，便找到于大路想承揽这项业务。而美禾公司的老总蔡国安找到了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黄俊杰说，美禾公司正面临上市，需要积累业绩，所以蔡国安拿出一半利润，作为竞争对手退出的补偿。根据于大路和蔡国安的口供，检方指出黄俊杰教唆于大路，凭借职务便利向美禾公司索要400万元。根据于大路的交代，当时胡楚寿已决定让美禾公司全揽业务，黄俊杰看着眼红，便让他和蔡国安谈判。于大路深知，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让蔡国安让出一半业务或一半利润。蔡国安也清楚“如果不分钱出来，是不可能顺利签约的”，所以蔡国安最终决定牺牲一些利益。检方指出，黄俊杰利用亲属刘某，找来盖有恒明达公司公章的纸张等，让刘某与美禾公司签订委托维修服务合同。蔡国安交代，合同是虚签的，“只是为了给400万元一个合法的名头”。检方称，蔡国安按照农发行的付款进程，分期将400万元全部付清，而恒明达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维修服务，这是“合法外衣下的索贿”。“恒明达公司是我买的，和亚捷公司没什么不同。”黄俊杰在法庭上狡辩说，亚捷公司至今还在为美禾公司提供维修服务，并出具维修服务记录单证明。对此，检方指出，记录单是亚捷公司的单方面记录，且维修时间全在美禾公司付款之后，“不符合商业常理”。无可奈何之下，黄俊杰辩称，他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于大路合谋，根本就不构成受贿罪。他一口咬定400万元是蔡国安给他的合理补偿。检方指出，根据于大路的口供，当初是黄俊杰提议他去与蔡国安谈的，由于黄俊杰答应分给于大路所得钱财的三分之一，他才去做了说客。检方说，审计署查账时，于大路曾让黄俊杰退钱，说明于大路很清楚这400万元的性质，黄俊杰是因“过于自信”，认为合同签得天衣无缝才没有退钱。黄俊杰是索贿的提出者，他教唆于大路，凭借特殊身份和职权索贿，并伪造收款指令接受赃款，属于主犯。
庭审过程中，黄俊杰的律师将一份黄俊杰具有伯利兹国籍的证据送上法庭，建议法庭给予黄俊杰“驱逐出境”的处罚。检方怀疑证据的真实性，指出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应以户籍为准。黄俊杰表示，他于1992年以“投资移民”方式，取得了伯利兹国籍。他只在该国住过一个月，也没有房产，只是当时将5万元美金投入股市。最后，这个“驱逐出境”的请求没有被采纳。
2005年12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俊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俊杰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合谋贪赃的王刚、赵东明
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和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都是于大路揭发出来的。
根据法院对于大路的审判，于大路在担任农发行财会部主任期间，利用主管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农发行4。36亿元的汽车租赁业务提供帮助。2001年3月至11月期间，于大路多次收受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给予的贿赂款共计259万元。
检方指控称，赵东明于2000年5月，假借支付咨询费的名义，与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副经理王刚共同骗取该公司493万元，非法占有。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赵东明还利用其负责中电租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先后收受该公司贿赂112万元。此外，赵东明还于1998年5月至7月，先后将中电租公款3060万元挪至证券市场进行个人股票交易。
赵东明承认检方的指控属实，但他认为他贪污的款项是于大路主谋，挪用的公款也是和于大路一起炒股。赵东明说，中电租和农发行的4。36亿元业务是中电租提供运钞车，农发行每年支付1亿元左右的租赁费，实际上中电租根本不能做租赁汽车的业务，所以就把业务转给有汽车租赁资质的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而中电租就坐拿代理费。赵东明说，购置车辆所需款项只有3亿余元，与租赁费有1亿的差价。于大路提出这笔租赁业务以后要经财政部审批和审计部门审查，于是他和王刚从中瑞联拿出493万元，于大路拿了303万元，其余的钱他和王刚分了。
2000年5月，赵东明与王刚经预谋后，在负责执行瑞联公司与农发行的汽车租赁业务中，采取假借支付诚奥达公司咨询费的名义，使用伪造的诚奥达公司《委托付款通知书》等手段，共同骗取瑞联公司资金493。14万元非法占有。
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期间，赵东明在负责中电租公司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过程中，为诚奥达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诚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冰给予的贿赂款共计112万余元。
庭审中，赵东明没有否认这些犯罪事实，但他强调，这些都是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指使或主谋的，自己系从犯。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赵东明在贪污罪中，事先有预谋，并私刻公章伪造文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在其主动交待的挪用3060万元公款一事中，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于大路共同参与。
法院认为，赵东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因其被羁押后，主动交待了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应以自首论，且所挪用的款项全部退还，依法可予从轻处罚。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其犯罪所得至今未能追缴，本应予以从重处罚，但鉴于赵东明能够认罪、悔罪，对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亦可从轻处罚。法院一审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赵东明有期徒刑20年。
在此之前的2006年3月9日，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也接到了法院的判决，王刚因贪污490余万元公款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8月，王刚与汽车租赁商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老总赵东明预谋，伪造支付咨询费，非法占有本单位资金493。14万元，赵东明将其中259万元送给于大路，王刚则分得赃款63万余元。
无疑，这起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中，蔡国安等多位企业老总通过向农发行关键人物行贿，实现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当然，也因此葬送了自己。
学者型高官徐放鸣
2006年11月10日，农发行窝案最终落幕的一刻，其实才是这个案件的最高潮，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被判刑13年，成为农发行窝案“鸣金收兵”的结尾。“老徐（徐放鸣）和韩冰（诚奥达公司的负责人）太黑了。”徐放鸣的落马是于大路的一句抱怨抖出来的。
尽管只是被界定为农发行窝案之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落马的影响和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乎此案，因为徐放鸣是近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
徐放鸣最初被检察机关注意的是，1997年12月，财政部批准由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汽车给农发行，而中电租是徐放鸣点名推荐的，而且徐放鸣的关系公司为此拿走700多万元“咨询费”。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工资决定、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
于大路在供述中称：“因农发行受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