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 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 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 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 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 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 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 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 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 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 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 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 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 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 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 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 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 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 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 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 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 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 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 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 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 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 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 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 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 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 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 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 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 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 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 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 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换换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 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 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 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 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 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 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 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 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 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 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 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 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 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 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 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 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 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 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 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 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 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 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 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 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 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 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 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 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 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 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 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 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 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 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 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 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 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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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 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 即今中山公园。 （22） 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 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 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 容站。收容站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 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
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 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 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 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 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 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 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 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 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 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 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 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 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 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 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 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 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 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 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 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 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 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 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 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 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 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 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 得了啦！… ”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 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 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 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 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 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 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 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 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 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 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