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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过了三年，我知道扁桃体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病是没救了。 于是一再 争取，加之黄的帮助，于1974年冬又获得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机会。
我又到了上海监狱医院。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仅四个病人。做手术的 医生是个女的，人很和气，据说原是个护士，本领却不大。开刀那天，我是第 一个进手术室的，上午九点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撑汉，喷了地卡因 麻醉，然而还在我两手通上电针，接上一个电脉冲发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着 脉冲节拍一抖一抖地动着。这是那时的时髦，非得用针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 灵不灵。
手术后我进了病房，医嘱不可说话，过了约半小时，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 一下子便呕出了一杯血。旁边的病人看见了，便高声呼喊护士。于是来了一个 很胖的护士，她一问之下就骂开了
“开刀嘛，总要出点血的，大惊小怪！”
骂罢，扬长而去。以后，我又忍不住吐了几回血，再也没人敢喊护士找没趣了。
中午过后，到两点钟，照例来量体温了。我等护士发完体温表将要走出去 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作弄她，就用手敲墙壁。这次来的是位好心的护士 长。她回过头来一看，问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 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 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了。我想：怪 不得有人割断血管自杀，原来真是没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张医生，据称是监狱医院的第一把刀，还是个美国留 学生，我等他来了，就在纸上写下Nearly shock I need oxygen的字样，我的 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希望获得他的同情和照顾。他一看，马 上下令去取氧气瓶，原来那医院只有一只氧气瓶，还是从另一病人鼻上拔出来 给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后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术医生停了下午的门诊上楼来看了一下，她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四 时许，我又被送到楼下的手术室，原来幸而那时监狱医院前面的虹口区中心医 院还未下班。请来了该院的主任医生。我被平绑在手术台上，两脚都吊了输液 的针。一条手臂接上了血压表。忽然听见一声
“你怎么不打针了？”
被问的护士说“血管这样瘪，我打不进呀。”
医生责道“打不进就不打了吗？也不说一声。”于是换了一个手段好些的 护士在我另一手臂也输上了液。
然后对着鼻孔喷着氧气，医生又问
“你灌肠了没有？”
我摇摇头，他说“那你要坚持一下。”
接着又紧了一紧绑我的皮带，撑开我的嘴，又喷了药就动手了。这时我才 知道早上的针灸麻醉是骗人的。
医生对狱医说“你看，留了这样一个残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残存的扁 桃体割完，这时已需要用针逢创面了。他边缝便教那狱医说“你看，这不和缝皮 鞋一样吗。”缝完后又用棉球压迫止血了好一阵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们商 量了以后，又在我的一只不吊针的手臂上给我输了两袋血和一袋血浆。
那时还没有很细的针头，吊针都是在臂弯处进针的，两只手都挂上针就完全 动不了，何况脚上也在输液。到了深夜，总算输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 一阵恶心呕出了一大口血。张医生又被请来，他似乎毫无办法，一面说替我再输 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会儿，那医院的副院长来了，是个年轻的军医。他看 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说了许多人民政府如何讲人道，如何对犯人用最好的药，要 我放心云云。实际上什么措施也没有。其实，他是对的，什么措施也不必要的，因 为缝针处并未出血，那吐出来的还是白天吃在胃里的血，虚惊一场而已
那位号称提篮桥第一把刀的张大医生到底有多大本领呢？我后来听劳 役犯说，他竟然做痔疮手术也死了人。那是一个老者，手术后出血，他竟 想出了在肛门内塞一段自来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 口全倒了。而劳役犯则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饭。几天下来，一道冤 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后，张医生叫马上把水管拿出来，说下次还好用呢。
同病房另一个病犯是个被判二十年的间谍。我初一听其罪名吃了一惊， 总算碰见一个真反革命了。不料一问之下，免不了发笑。
他原因家穷去香港谋生，当了海员。文革时来沪探亲，见到了他的姑妈。 他那姑妈是南京路某著名钟表店（记不清是亨得利还是亨达利）的老板娘， 对他说：“不得了啦。我的外国股票全让抄家的给拿走啦，我的好侄儿，你 帮帮我，回到香港后帮我去挂挂失。”就这样他回去做了这件事。事后，抄 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对老板娘严刑拷打，老板娘心想我侄儿已去了香港， 你们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来。时隔几年，侄儿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着 大陆上费用便宜，来了广州。于是被捕，这就是他的间谍大罪！
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几天，又被送到八号监。在关进一间牢房时一看门上 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来里面关着杨兆龙。我们谈得很投机，交谈了当年 复旦反右运动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 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 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 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 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 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 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 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 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 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 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 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 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 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 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 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 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 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 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 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 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 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 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 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 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 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 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 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 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 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 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 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 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 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 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 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
“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 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忽然听见远处收音机中的哀乐声， 我算计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果然，下午就见分晓了。我舒了一口气， 这一天总算来了，他没有能活到120岁！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时日害伤。予及汝皆 亡。”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读报时，一个喜爱读报的青年人在朗读时误将“唁电”读成了 “贺电”。马上挨了一顿打，还被关到拘留所去。其实我们的报向来报喜不报忧， 这个识字不多的人读溜了嘴，他何尝有什么思想呢。然而这也算是伟大人物的余 威吧。可恶的是自有人象检到了宝似地作出反应去报告。
1978年开始，听说了平反的事，第一个被平反的案例却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监狱的一名狱警，当年公安局 副局长杜蔚然常到监狱去，在一间办公室沙发上和一名女秘书鬼混，令他在门外 看门。有一次，杜完事后走了，他跑进去对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贼头贼脑地说
“怎么样，我们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顺从了他。文革时，杜下台， 那女的控告他们欺负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马场做事务犯，刑满早已是场员了。 那时杜已没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罪犯。
第二个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来中 国学成后在工部局当自来水工程师。他喜好电影，在文革抄家时被搜去了许多东 西，甚至开了一个展览会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叠电影画报。在一 本中有一封蓝萍写的公开信，那信的内容是说：某某人写信说他和我如何如何相 爱，而我抛弃了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云云。后来抄家物资发还了，但有 造反派来向他借画报，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开信传开了，被人检举， 供出了画报来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叶世源，但他已服满了十年的反 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从工地上叫回去。来了两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对我说
“你的申诉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诉可是好几年前写的呀。接着他们向我 宣布了平反。但是又说
“考虑了你的前途，我们去过复旦大学，可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 在农场做场员，并考虑你已一无所有，给你一千元生活补助费。”
当天我搬到了晒场和一位场员同住。按照那里的规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后才 有可能探亲。但幸好那时将要过年，管教队长正愁没法往上海家中送只鸡呢。所 以就开恩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回上海。
第十二章 尾声
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听说了有个55号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的事的。便到 处去打听其内容。我们的政府是用内部文件来处理人的，被处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 有关的文件。我去了复旦物理系，钱孝衡装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说对我的事他 们无能为力；事实上，9月份发下的55号文件是明确规定原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的。 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看见前面站着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问
“你是宗祥福吗？”这是当时一同毕业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学。他注视了我一 下，就认出了我，但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为什么？”我有点惊奇地问。
“因为我在系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当然并未见到内容，但听他们 说你要回来。”
“可他们告诉我，我既是当年被开除的，他们完全管不着。”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回来为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回来了，还是没人敢和你说话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吗？”
“是的，我也不敢的，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去找个业余大学，现在每个区都有业余工业大学，待遇一样 的，也有职称，工作还很轻松。复旦可并不是个好地方。”
55号文件的事并不假，1979年初，农场的右派也都来了上海，大家在等处 理，有原单位的各去原单位交涉。我在复旦碰了钉子后便找了些过去的老师和同 学。复旦的卢鹤绂先生对我说
“我在复旦说话全无用处，但我可以去其他学校帮你说。”
殷鹏程先生也如此说，他们对于复旦物理系的这帮人都看透了，当然王福山先 生也无能为力。在这几位的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表示了愿意我 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学工作的杜年玲同学，她说她们工程力学系也欢迎我去 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学季超仁的介绍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负责人谈了 一次，他问我如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我说：
“我毕竟脱离大学二十一年了，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 程全部教一遍再说。”后来季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 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我听了深感现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些学校并无具体的通知给我。其他，我也因难友叶世源之助与同济 大学的周涵可先生见了面。我看着都只是口头允许，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 又去联系了卢弯区业余工大。而正在我将要接受复旦附中的聘请时，同济的周先 生来找我了。她要我写一张坚决要求来同济工作的报告。我随手写了一张表示谁 先给我工作证，我就到谁处工作的保证。她看了大为不满，要我按她意思重写。
我这才明白，原来同济的李端生先生从在劳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处